“那便是了。”年轻研究员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在下百工院精密机械所副主事方承志。翁主事,这三个月,咱们是同袍了。”
翁同舟看着那些齿轮、那些年轻得近乎稚嫩的脸庞,忽然觉得,或许不是陆国师疯了。
是他老了。
真正让翁同舟震撼的,不是京城总署的机械奇观,而是调查票本身。
这张长一尺二、宽八寸的绵纸,上头密密麻麻列着二十余项栏目。翁同舟粗粗一数:户主姓名、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婚否、职业、是否识字、有无残疾、去年是否迁徙、迁自何处……
最让他意外的是最后两栏:
“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是 □否”
“过去一年,家中是否有人患时疫、痢疾、天花、麻疹?□是 □否”
他问方承志:“问这个何用?”
方承志正在调试一台运算器的归零机关,头也不抬:
“国师说,教育规划需知适龄女童实数,防疫规划需知疫病高发区分布。以前各省报的,全是‘约略估计’,用不得。”
翁同舟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老家——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妹妹小他十二岁,幼时聪慧过人,过目成诵,父亲却说“女子读书无用”,六岁便让她裹脚学针线。如今妹妹四十余岁,儿孙满堂,偶尔写信来,字迹歪扭,那是趁弟媳不备、偷藏了几年的描红本练出来的。
若那时……也有这样的调查票,也有人问一句“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
他把这张票样折叠好,小心收入怀中。
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子时。
北京城,正阳门箭楼,标准时辰沙漏最后一次翻转。
这一刻,大夏帝国一千二百余府州县的保甲长、塾师、太学生志愿者、军中识文算卒,同时叩响了千家万户的门扉。
苏州府吴江县,震泽镇。
六十岁的塾师陈砚秋带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敲开贫户周四家的破木门。周四是个挑脚,不识字,见官差就腿软。陈砚秋温声说:“莫怕,不催科,不抓丁。就问你几口人,姓甚名谁,几岁。”
周四结结巴巴答了。大儿子去年跑船溺死,儿媳改嫁,留下个五岁孙子;二儿子在上海县城学木匠,八月十五才回来,今晚不在家;还有个三丫头,七岁,帮邻家浆洗衣裳贴补家用。
陈砚秋一一填入票中。填到“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时,他顿了笔。
“周家阿三,七岁,女,未入学。”
周四嗫嚅道:“先生,丫头片子,读啥书……”
陈砚秋没有答话。他填完票,让周四按了手印,起身告辞。
小主,
走到门口,他回头,对那个躲在灶台后、露出半张黑瘦小脸的女童说:
“丫头,你叫啥名?”
“……阿三。”
“阿三,下月镇上新式蒙学开课,不收束修,管一顿午饭。你爹要是不送你来,我天天上门来劝。”
女童愣愣望着他,没答话。
陈砚秋走出很远,身后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他回头,那女童赤着脚,追到巷口,仰脸问:
“先生,真……真不收钱?”
“不收。”
“那……那俺能学识字不?俺想给俺哥写信,他在上海……”
“能。”陈砚秋鼻子一酸,“还能学算学,学画画,学格物。都教。”
女童没再说话。她朝陈砚秋鞠了一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礼节,生疏又郑重——转身赤脚跑回夜色中。
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十三,广州府香山县。
太学生志愿者林文烈带着通译,乘渔船登上外伶仃岛。岛上三百余户,皆以捕鱼、采珠为业,从不纳粮当差,也从不被任何户籍登载。
岛民见官船来,起初惊恐,欲驾舟避走。林文烈命通译以闽南语高呼:“不征税!不抓丁!只问几口人,问完发盐!”
盐是硬通货。岛民半信半疑泊岸,聚在妈祖庙前。
林文烈一口气问了三十二户,口干舌燥。他发现这些岛民大多没有“姓氏”,只有“诨号”——“阿水伯”“蟹仔”“海生仔”。问他大名,挠头半天,说“就叫阿水”。
职业一栏,不能写“渔夫”,须细分为:近海捕捞、远海捕捞、采珠、制脯、修船、织网。
更棘手的是年龄。岛民不计生辰,只记得“某年大台风那年生的”“某年海匪劫岛那年生的”。林文烈只得随身带一册《近六十年东南沿海灾异年表》,一一对照推算。
至黄昏,登记一百八十七户。收工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渔人颤巍巍走近,递给他一只晒干的大鲍。
“后生仔,俺活了七十八年,头一遭有人问俺叫啥名、几口人。”老渔人眼眶浊黄,却亮得惊人,“俺叫林阿九。俺爹说,阿九是俺在族里排第九,祖籍是福建漳州,逃倭乱渡海来的。俺记得。”
林文烈双手接过那只鲍鱼,深深鞠了一躬。
承平三十一年九月初三,云南楚雄府,彝人山寨。
诚亲王萧桓一行,历经近三个月跋涉,终于抵达此行最险远的一站。
寨主普阿黑起初闭门不纳。萧桓没有强求,命随从在山下扎营,每日遣通译送盐、布、针线、伤药进寨。第七日,普阿黑亲自下山,以彝礼敬萧桓一杯苦茶,问:
“王爷,朝廷当真……不征粮,不改土?”
萧桓起身,取出那卷译成彝文的敕谕,双手呈上。
“寨主,这上面有吾皇长姐御笔亲批的‘永不加赋’四字,盖了玉玺。你若不信我,总该信这一方朱印。”
普阿黑接过敕谕,摩挲那朱红印文良久。
“汉官以前也发过文书,缴上去就不认了。”
萧桓沉默片刻,解下腰间玉佩,放在普阿黑手中。
“这是吾十岁生辰,长姐所赐。跟了我二十一年。押在寨主这里。若朝廷食言,你摔碎此玉,广发英雄帖,萧桓无颜活于天地间。”
普阿黑凝视那块羊脂玉,又凝视萧桓。
当夜,山寨燃起篝火,杀羊摆酒。普阿黑命人取来一筐竹签——那是寨中“口赋册”,每户人家几口男女、几岁、能耕几亩山地,全凭寨主心中一本账,以刻痕记于竹签。
“朝廷要数,我给你们数。可阿黑不会写汉字,只会刻彝文。”
萧桓说:“无妨。我带来的人,有会画图、会算数的。寨主口述,他们画圈记数——圈是男人,叉是女人,小圈是孩童。画完请寨主过目,对就按押,不对重画。”
普阿黑盯着那些圈圈叉叉看了半晌,忽然大笑:
“这倒比汉字好懂!”
那夜,楚雄府第一次有了彝人寨子的丁口册。
承平三十一年十月初九,全国调查票陆续汇抵京师。
户部西跨院的汇算大厅,灯火通明,昼夜不息。
三百七十名太学生分成三班,轮番上阵。每三人为一组:一人报数,一人摇运算器,一人执笔登录汇总表。方承志带着百工院机械所的学徒,十二时辰待命——运算器连续运转两个时辰,齿轮会发热咬死,需停机冷却,涂猪油润滑。
翁同舟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现代汇算”。
以前黄册勾算,十名书吏对坐,每人一把算盘,同一笔数目拨三遍,三遍一致才算准。十万笔数目,拨三个月,手指磨出老茧,算盘珠磨秃,还免不了眼花了、手抖了、拨错档位。
如今,手摇运算器不会眼花,不会手抖。唯一限制是摇柄的速度——方承志测试过,最快的人一刻钟可摇四百七十转,累计完成加减法二百三十笔。但摇太快齿轮会过热,稳妥速率是一刻钟三百转。
翁同舟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摇满一千转,起身走一圈,看看别人的进度,给自己鼓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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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过最西边一排长几时,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伏案疾书。她身旁没有运算器,也没有算盘,只有厚厚一沓调查票,和一叠空白表格。
女子头也不抬,笔尖在纸上沙沙游走。翁同舟凑近一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她在心算。
不是三两位数的简单加减。她正在汇总苏州府吴江县的“女童入学率”专项统计——从三千余张调查票中,逐年累加“六至十二岁女童总数”与“已入学女童数”,然后两数相除,得出百分比。所有累加,全凭心算,只偶尔在纸边记一两个中间数。
三千笔数据,她算了多久?翁同舟瞥见她手边茶盏,茶水已冷透,盏缘一圈褐渍——至少两个时辰没离座了。
他忍不住轻声问:“这位……娘子,如何称呼?”
女子抬头。二十出头,素净面容,眼下一圈淡青,是长期缺觉的痕迹。她略一颔首:“医学院助教,陆明心。奉国师命,协助汇算妇幼专项。”
翁同舟一惊:“原来是陆娘子。失敬。”
陆明心没接话茬,低头继续心算。翁同舟不便打扰,正要走开,忽听她轻声说:
“苏州府吴江县,六至十二岁女童,计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已入蒙学者,六百一十九人。入学率……百分之七点三。”
她顿了顿,笔尖微微凝住。
“七点三。”
翁同舟不知该说什么。他想起老家益都那个偷练描红的妹妹,想起那张调查票最末的“女童入学”栏。
“七点三……不低了。”他干涩地说,“山东恐怕还到不了这个数。”
陆明心没答。她取过另一沓票,是松江府上海县的。
笔尖沙沙声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