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枕沙尝试搜索“朱”与“临时技术协调小组”相关的更多信息，但收获寥寥。这个名字太普通，且当时的记录极不完善。她只知道他很可能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与“研附”关系密切，并且对罐区和花园的异常抱有职业性的关注。

就在她感到线索即将再次中断时，另一份不起眼的文件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份关于某次“城市老旧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技术总结会”的参会人员名单及简易纪要，时间在课题结束几年后。名单上，“朱”的名字后面标注的单位变成了“市安监局技术处（借调）”。而在纪要末尾的“后续跟进建议”中，有一条手写添加的备注：“关于历史遗留特殊点位数据档案的长期存取与调阅权限问题，建议仍由原课题‘协调联络员’负责对接，具体流程参照内部备忘录‘第七号’。”

原课题“协调联络员”？这很可能指的就是“朱”！而“内部备忘录‘第七号’”，则像是一把指向具体操作规则的钥匙。

林枕沙立刻搜索“内部备忘录‘第七号’”。系统提示，该备忘录权限等级较高，需要特殊申请或部门主管授权方可调阅。她目前的权限不足。

这堵权限墙的出现，反而让她更加确信，“协调方”的运作机制和人员信息，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份备忘录之后。而“朱”，作为曾经的“协调联络员”，即使后来调动了单位，可能依然保留着这份职责，或者知道接替者是谁。

她的目标变得清晰了一些：找到“朱”，或者，找到能够解读“内部备忘录‘第七号’”、了解“协调方”现状的人。

然而，在档案司内部，她不能表现出对“朱”或这份备忘录的过度兴趣。任何非常规的权限申请或针对性查询，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关注。

小主，

她需要外部信息。

午休时，她再次去了那个小型阅览室，那里有一些公开的市政年鉴和早期机构通讯录。在一本十年前的《红城安全监察系统内部通讯录（非密）》的泛黄纸页上，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字：“朱志成”，单位是“市安监局技术处”，后面有办公室电话（早已失效）和当时的内部邮箱前缀。

朱志成。很可能就是那个“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