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四合院，进入了漫长而沉闷的盛夏。蝉在槐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阳光炙烤着青砖地，空气里浮动着热浪，连院中央那口老水井打上来的水都带着温吞的热气。

但比天气更闷的，是院里某些人心里的那股邪火。

中院，易忠海家，傍晚。

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没开灯，昏暗而闷热。易忠海独自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碟咸菜，还有半瓶二锅头。他慢慢地嚼着花生米，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

墙上的日历已经翻到七月二十五日。距离那场暴雨中的全院大会，过去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易忠海几乎没怎么在院里露面。早上上班走得早，晚上回来得晚，偶尔在院里碰见邻居，也只是点点头，话少得可怜。他那“一大爷”的架子，仿佛一夜之间垮了，只剩下一个沉默、佝偻的八级钳工背影。

但沉默不代表认输。

他呷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烧灼着喉咙。李建国那张年轻却锐利的脸，还有那句“易师傅，您帮扶了贾家多少？”，像一根刺，日夜扎在他心里。不是因为他被当众揭短而恼羞成怒——虽然他确实恼羞成怒——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经营多年的“公正”“权威”形象，在那个年轻人摆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道理面前，脆弱得像个笑话。

“道理……”易忠海喃喃自语，声音沙哑。

李建国占住了所有的理。工资合法，票据齐全，街道表扬，学校支持，照顾烈士遗孤，靠双手吃饭……每一条，都站在这个时代最“正确”、最无可指摘的位置上。他想找茬，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硬碰硬是不行了。那小子太硬，而且背后的“势”太清楚——街道办那面红旗，谁碰谁倒霉。

但让他就这么认了？让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在院里彻底立起来，压过他这个八级工、老资历的一大爷？

易忠海眼神阴郁下来。他夹起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碎。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能，就来暗的。

他在等。等一个机会，等李建国犯错，或者……等时势变化。1955年了，风声一阵紧过一阵，他就不信，李建国一个学生兼厨子，真能永远滴水不漏。那些票据，那些收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总有缝隙。

前院，闫富贵家，晚饭时分。

晚饭很简单：棒子面窝头，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一碟拌了盐的萝卜丝。闫富贵吃得心不在焉，眼镜后的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

“看什么呢？”妻子问。

“没……没什么。”闫富贵收回目光，低头喝粥。

他在看后院的方向。李建国今天好像回来得早，刚才听见自行车进院的声音。现在后院隐隐传来炒菜的香气——又是肉香。闫富贵咽了口唾沫，不是馋的，是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