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黄巢只带着几名便装亲卫，悄然离开了广州城，骑马来到了番禺县郊。他没有去官府，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沿着乡间土路缓缓而行，目光掠过正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人，偶尔停下来，与路边歇息的老农攀谈几句。

“老丈，今年春耕可还顺利？”黄巢勒住马，向田埂边一个正在抽烟袋的老者问道。

老者抬眼看了看他，见衣着虽不华贵，但气度不凡，身边几人也都精悍，不敢怠慢，放下烟袋道：“托大将军的福，还成。自家有了几亩田，心里踏实，舍得下力气。种子是官府贷的，利息很低。就是这水渠年久失修，上游堵得厉害，浇水有些费劲。”

“官府没组织修缮水利吗？”黄巢问。

“听说是有这么个说法，叫‘以工代赈’，说是要修渠修路，干了活给粮食钱。告示贴到村里了，可还没见动静。”老者有些期盼，又有些怀疑，“以往官府也说修，最后不是加税就是拉夫，没个准信。”

黄巢点点头，没再多说，拱拱手继续前行。他又问了几人，回答大同小异。对新政带来的土地和减税，百姓是感激的；但对新政能否长久、官府承诺的其他好处（如水利、学堂）能否兑现，则普遍持观望态度。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心态——得到实惠后的珍惜，以及对更多实惠能否落实的谨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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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一处较大的村落外，黄巢远远看见村口空地上聚着一群人，似乎在围观什么。他示意亲卫留在远处，自己下马步行靠近。

原来是村里的“蒙学堂”今日首次开课。一间简陋但收拾干净的祠堂里，一位穿着洗得发白长衫的老童生，正用本地土话，结结巴巴地教十几个大小不一、衣衫褴褛的孩童念《新编千字文》的开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孩童们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却异常认真。祠堂外围着许多村民，多是孩童的父母亲人，他们踮着脚，伸长脖子往里看，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好奇、欣慰与难以置信的神情。他们的孩子，竟然能念书了？虽然不知道念了有什么用，但那可是“念书”啊！

黄巢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他知道，这简陋的学堂，这稚嫩的读书声，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说，都更能触及人心深处对“改变”的渴望。

数日后，黄巢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除了核心文武，还请来了几位在试点中表现突出的劝农使、吏员，乃至两位主动投效、且在地方颇有声望的乡绅。

会议开始时，黄巢没有先听汇报，而是让亲卫抬进来几样东西：一把磨得锋亮的崭新铁锄，一袋饱满的谷种，几本粗糙但字迹清晰的《新编千字文》抄本，还有一卷厚厚的、按了无数红手印的“万民书”（实为几个试点乡百姓联名表示拥护新政、感谢大将军的请愿书，虽有组织痕迹，但情意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