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留证。”我说，“或者当场回复：请发正式流程，我会按优先级处理。”

“可万一对方生气？”

“那就让他生。”我说，“我们不是来讨好谁的，是来把事做好的。”

会议结束前，我看了眼手机。

客户团队刚在群里发了消息：“经过沟通，我们认可贵方的工作机制，期待合作成果。”

新领导没回任何话。

下午三点，我在工位上收到林晓的更新文件。

她把今天的会议过程整理成案例，标题是《如何用合同条款守住底线》。附件里还有一张截图，是某个同事在内部论坛发的帖子：“原来我们真的可以说‘不’。”

我打开《手册2.0》，把这个案例加进“实战应对”章节。

写完抬头，看见几个新人围在茶水间讨论。

其中一个说：“我以为必须熬夜才算负责，结果他们连方案排期都卡得死死的。”

另一个笑：“现在五点下班没人多看一眼，反而觉得正常了。”

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手机震动，是新加坡分部的人发来消息：“你们那个合同条款，能不能共享一下？”

我回了个“可以”，顺手转发到知识库。

林晓走过来，站在我桌边：“德国那边说，他们主管看到新闻，问我们是不是出了新规定。”

“没有新规定。”我说，“只是旧规则终于有人用了。”

她笑了下：“可他们以前都不敢提。”

“因为没人带头。”我说，“现在有人走了第一步，后面的人就知道路在哪。”

小主，

她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下：“对了，下周峰会的发言稿，你要不要看看？”

“不用。”我说，“你自己定。”

她顿了一下：“可那是国际场合。”

“所以更要说真话。”我说，“告诉他们，高效不是特权，是每个打工人的基本权利。”

她看着我，眼神有点亮。

我拉开抽屉，把红色西装外套拿出来，挂在椅背上。

傍晚六点，办公室灯陆续灭了。

我还在改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