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设在国联（尚未解散）旧大楼的一间宽敞会议室内。长条桌两侧，坐着来自美国、中国（“海棠”及重庆政府联合代表团，内部虽有龃龉但对外一致）、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国的代表。气氛远不如受降仪式那天“和谐”。

“……综上所述，”美国首席代表、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用一贯冷静的语调陈述着美方方案，“鉴于日本投降已由我国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国接受，且我军已率先实质控制东京及周边关键区域，由美国主导对日占领及初期管制工作，是最为高效和现实的选择。我们提议设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CAP），总部设在东京，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最高司令官，统筹一切占领事务。各盟国可派遣代表组成‘对日理事会’进行协商，但具体执行应以SCAP指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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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要将占领主导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

“艾奇逊先生，”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元老顾维钧（“海棠”与重庆协商后共同推举）立刻发言，不卑不亢，“中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牺牲最大、坚持最久的主要参战国，在对日事务上拥有无可辩驳的优先权利和特殊责任。我们完全赞同设立盟军联合机构，但最高司令官的人选及权限，必须充分考虑各主要盟国、尤其是中国的意见。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由美、中、苏、英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其下设的执行机构才由SCAP负责，且SCAP内部必须有充分的中国代表参与决策。”

“同意中国代表的意见。”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立刻接话，他显然也不愿美国一家独大，“对日占领和管制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事业，必须体现集体负责的原则。苏联红军在粉碎关东军、促使日本最终投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对日占领，特别是在北海道等地区的管制。”

英国代表艾登则更关心其他方面：“诸位，占领体制固然重要，但当前首要任务是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审判战犯、以及确立战争赔偿原则。我们必须确保日本永不再对和平构成威胁。同时，关于日本在太平洋及东南亚侵占的领土和权益的处置，也需要明确方案。”

法国、荷兰等代表也纷纷发言，强调自身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应得的赔偿权利。

会议顿时变得嘈杂起来。各方利益交错，诉求不一。美国想独占主导权并按照自身意志改造日本；中国要确保大国地位和获得充分赔偿；苏联要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力和获得实际利益；英国要恢复殖民地并削弱日本；其他国家则盯着赔偿和领土……

顾维钧冷静地听着各方发言，心中快速盘算。他知道，这是一场硬仗。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和率先占领东京的优势，势头很猛。但中国手中也有牌：庞大的占领军（已在九州、本州西部）、道义优势、以及……与“家里”控制下的广大解放区所形成的潜在实力。更重要的是，“海棠”那位深不可测的赵总指挥，早已制定了详细的谈判策略和底线。

“诸位，”顾维钧再次开口，声音不高，却让会场稍微安静了一些，“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议题分解，逐一讨论。首先，关于占领体制，我提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由美、中、苏、英四国代表组成，参照欧洲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模式，起草具体方案。其次，关于战争赔偿，应立即成立调查委员会，评估日本战争赔偿能力，并拟定赔偿分配原则。再次，关于领土处置，应严格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战犯的审判。我们必须立即着手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将那些发动和指挥这场罪恶战争的元凶绳之以法，这是对死难者最基本的交代，也是确保正义得以伸张的关键！”

他提出的四点，条理清晰，抓住了核心，且将审判战犯置于突出位置，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艾奇逊微微皱眉，他知道中国代表不好对付。莫洛托夫则表示原则同意，但强调苏联在赔偿和领土问题上的具体要求。艾登则对顾维钧的提议未表反对，这给了中国方案一定的支持。

谈判，进入了艰苦的拉锯阶段。每一天的会议，都在争吵、妥协、交换中度过。电报在日内瓦与各国首都之间频繁往来。

九州，原佐世保指挥部，现“海棠”对日占领事务前方统筹中心。

赵安邦没有亲赴日内瓦，但他通过加密通讯，时刻掌握着谈判的每一丝动向。他的面前，也摆着一份份来自东京、九州各地、乃至国内各解放区的报告。

“总指挥，孙立人将军报告，东京先遣支队已基本控制预定区域，未遭遇大规模抵抗。但发现部分日军仓库和机关文件被焚毁，疑似有人提前销毁罪证。已下令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