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要求矿方负责所有伤残矿工子女直至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这个口子不能开，否则以后所有企业都难办。”安监局的领导补充道。

“矿上现在资金紧张，账户也被部分冻结，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现金，确实有困难……”煤矿的新负责人开始哭穷。

家属代表，一位遇难矿工的哥哥，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虎目含泪：“困难？我弟弟死在你们井下了！他才三十五岁！你们跟我说困难？！那些躺在医院里等钱救命的工友，他们怎么办？！”

林寒静静地听着，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他清楚，县政府和矿方是在拖延，是在试探底线，是想用最低的成本“摆平”此事。他们害怕形成高额赔偿的先例，害怕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害怕赔偿问题引发更深层次的追究。

“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林寒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是最低的保障标准。红星煤矿违规作业、瞒报事故，性质极其恶劣，给矿工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仅仅满足于‘依法赔偿’，是对死者的不敬，是对生者的残忍，更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

他目光扫过县里的几位领导：“资金困难？红星煤矿这些年超产盈利的钱去了哪里？王友贵等人挥霍的钱又去了哪里？追缴的非法所得，必须优先用于赔偿和善后！这不是施舍，这是他们欠下的债！”

谈判陷入僵局，时间一天天过去，对等待赔偿的家庭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李老四的病情加重了，医生建议尽快使用一种进口药物来控制肺部纤维化，但费用高昂，他那点微薄的积蓄和预期的低额赔偿根本无力承担。夜里，他听着妻子压抑的抽泣声，看着窗外漆黑的煤山，第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这破身子，活着也是拖累他们娘俩……”这个曾经在井下面对死亡都没有退缩的汉子，却被现实的困境逼到了墙角。

小主，

张秀兰的大儿子，原本成绩优异，准备考县里最好的高中，得知家里的困境后，默默撕掉了志愿表，对母亲说：“妈，我不念了，我去南方打工，帮家里还债。”张秀兰抱着儿子，母子俩哭成一团。

这些发生在角落里的绝望，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林寒这里。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