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把三本错字书推过去：“你看这‘乘’字，还有这‘悌’……”

林砚拿起书，指尖在错字上点了点，眉头渐渐蹙起。他转身从粮秣房取来自己批注的《税法》，又找出一管小狼毫，蘸了朱砂就在错字旁批注：“‘乘’应为‘禾’下‘北’加‘丿’，古指兵车”“‘悌’从‘心’，指敬爱兄长”，笔锋工整，比刻本还要清晰。

“三弟，这书……”林墨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说不出话来。

“错了就得改。”林砚又在“故”字的缺笔处补了一撇，朱砂在白纸上格外醒目，“就像粮账上的错数，哪怕只错一文，也要勾改重记。”他把改好的书递给林墨，“明日教课时，把这些批注给孩子们讲清楚，也算让他们知道，读书做账一样，都容不得半分马虎。”

林墨接过书，见三弟连每个错字的出处都注得明明白白，甚至标了“《说文解字》卷六上”“《论语集解》卷一”，仿佛不是在改书，而是在批注一篇重要的公文。“你这较真劲，跟教书似的。”他笑着摇头，眼里却热了。

“教孩子们认对字，跟记对账是一个理。”林砚收拾着笔墨，“都是在心里种规矩。”

第二日清晨，启蒙堂的孩子们围着改好的新书雀跃不已。张小三举着那本补了“故”字一撇的书，大声念：“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指着朱砂批注，“先生，这红笔字是林砚叔写的吗？跟他记粮账的记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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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墨笑着点头，正要开课，却见王老先生已在门口站了许久，手里捧着那本《千字文》，晨光透过他的鬓发，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林先生，”他缓缓走进来，将书放在讲台上，“方才在门外听孩子们念书，这‘温故知新’的‘故’字，念得比城里书院的学童还准。”

林墨刚要回话，王老先生已翻开《千字文》，指着“天地玄黄”四个字道：“老朽年轻时教蒙童，最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学堂虽简陋，却把错字改得比官刻本还严谨，可见是真把教书当回事。”他忽然话锋一转，“不瞒你说，前几日见几个孩子在街口用树枝写‘正’字，说这是林文书教的计数法，老朽就想着要来看看——能让孩子把算账的法子用到念书上来，这学堂不一般。”

张小三举着有朱砂批注的《论语》，凑到王老先生跟前：“王先生，这红笔字是林砚叔改的，他说就像我爹记收成账，错一粒谷子都要划掉重记！”

王老先生摸着孩子的头，目光落在书上的批注，忽然对林墨道：“林先生，老朽有个不情之请。”他指着墙角的空座，“若不嫌弃，让老朽在这儿搭个桌，教孩子们认认古籍里的字？也算给这些好书找个归处。”

林墨又惊又喜，忙请王老先生上座。孩子们见来了新先生，还带来这么厚的《千字文》，都围着看新鲜。王老先生却不急着开课，先拿起那本改了“乘”字的《论语》，给孩子们讲“千乘之国”的典故：“这‘乘’字，原是战车的意思，少了这一撇，就像粮车里少了辕木，走不了路喽。”

孩子们听得入迷，连窗外路过的农妇都停下脚步。林墨望着王老先生认真的侧脸，忽然想起林砚改账时的样子——三弟批注税银账时，也是这样连“杂支”栏里的半文钱都要标清出处。

中午歇课时，王老先生把《千字文》分给孩子们轮流翻看，自己则帮林墨修补旧课本。他用糨糊粘好缺页的纸，又用小楷补写漏字，动作比粮秣房的账房先生还细致。“这些旧书别扔，”他对林墨说，“就像陈年的账册，看着旧，里面的理却新着呢。”

林墨这才发现，王老先生带来的书不止《千字文》，还有《尔雅》《孝经》，每本都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有些地方还用朱笔圈出“与粮税同理”“如丈量土地”的小字，显然是把经书与民生揉在了一起。

“王先生年轻时，怕是也管过账？”林墨好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