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汉点头：“李大户管着南乡五个村，都这么收。说是帮县衙催税，其实……”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腰都直不起，“其实是把减税的三成吞了，又加了两成当好处费……”

正说着，里正带着两个差役来了。他穿着崭新的青布衫，手里摇着折扇，看见林砚，脸上堆起笑：“林文书怎么有空来张家庄？”

林砚把租契和小本往他面前一亮：“里正可知李大户重复征税？”

里正的笑容僵在脸上，折扇“啪”地合拢：“林文书说笑了，李大户是替县衙分忧，哪来的重复征税？”他指着告示上的朱印，“朝廷减免三成，李大户体恤佃农，把剩下的七成分作地租和税银，这是惯例！”

“惯例？”林砚冷笑，“按朝廷律例，税银该由县衙直接征收，何时轮到乡绅代收？”他翻开《赋役全书》，手指划过“严禁乡绅代征赋税”的条文，“你可知这是违法？”

里正的脸涨得通红，却还硬撑着：“林文书新来的不懂，南乡地广人稀，历来都是乡绅协助收税，周县丞也默许的！”

林砚不再争辩，只是在小本上重重写下“里正包庇李大户，称代收税银为惯例”，旁边画了个大大的感叹号。他知道，这不是张家庄一个村的事，而是整个南乡的毒瘤。

回县衙的路上，牛车碾过被晒化的柏油，发出黏腻的声响。孙福看着林砚阴沉的脸色，忍不住劝道：“林书吏，这水太深，咱粮秣房管不了……”

“管不了也要管。”林砚攥着小本，指甲在封皮上掐出了月牙形的凹痕，“朝廷的税银被乡绅吞了，佃农被逼得卖儿卖女，这账，总得有人记！”

当晚，林砚在粮秣房加班，把南乡五村的粮账重新核对了一遍。张家庄应缴粮三十石，实缴二十石，差额十石；李家庄应缴五十石，实缴三十石，差额二十石……这些差额，都被记在“杂支”栏里，成了乡绅们的分润。

“林文书还在忙？”周县丞端着茶进来，茶汤里浮着两片蔫了的茶叶，“听说你今天去张家庄了？”

林砚点头，把南乡的粮账推过去：“周大人，南乡五村的税银被李大户私吞了三成，还加收两成好处费，这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