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支持。”苏清越说得坚定，“但数额要合理。我建议采用‘比例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应该与直接损失、侵权人获利、主观恶性、支付能力等因素成比例。既不能过高导致企业无法承受，也不能过低失去惩戒作用。”

小主，

“具体多少合适？”

苏清越调出一组数据：“我统计了全国类似案例。对于恶意偷排造成饮用水污染的案件，惩罚性赔偿通常是直接修复费用的0.5到1.5倍。考虑到鑫旺化工有整改行为，但整改不彻底，建议取中位数——一倍。”

会议室里响起计算器的按键声。如果按省环科院的直接修复费用八百五十万计算，惩罚性赔偿就是八百五十万，加上服务功能损失三百二十万，总赔偿额将超过两千万。

“这个数额，企业承受得起吗？”有人问。

“根据公开的财务数据，鑫旺化工去年净利润四千八百万。”苏清越说，“两千万的赔偿会影响利润，但不会导致破产。而且可以分期支付，或者用替代性修复抵扣部分赔偿。”

论证会持续到凌晨一点。送走专家后，赵明叫住苏清越。

“小苏，你留下来，我们聊聊。”

两人回到会议室。窗外，城市的灯火稀疏了许多，只有主干道的路灯还亮着。

“你刚才说的，合议庭其实都考虑过。”赵明点了支烟，“但现实比理论复杂。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区里主要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案子关系到‘地方稳定’。”

苏清越心里一沉：“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判太重，企业可能真的会裁员，甚至停产。几百个工人失业，对云湖区不是小事。”赵明吐出一口烟，“区里希望法院‘酌情考虑’。”

“那法律呢？环境呢？清水湾的村民呢？”

“都在考虑范围内。”赵明苦笑，“法官判案，不能只考虑法律条文，还要考虑社会效果。这就是司法的现实。”

苏清越沉默了。她知道赵明说得对，但这种“现实”让她感到无力。

“赵庭长，如果因为这个案子，让其他污染企业觉得‘只要解决就业就可以污染’，那以后环境还怎么保护？”

“所以平衡很难。”赵明掐灭烟，“但小苏，我要告诉你，合议庭的初步意见，是支持惩罚性赔偿。”

苏清越抬起头。

“数额可能达不到你建议的那么高，但一定会判。”赵明看着她，“这是我们能守住的底线。环境司法如果连恶意偷排都不敢重判，那就真的失去意义了。”

“那区里的压力……”

“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赵明站起身，“这句话不是空话。省高法的法官，如果连一个区里的压力都顶不住，还谈什么司法权威？”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有一种力量。

苏清越也站起来：“赵庭长，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吧。”

“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当环境法官？”

赵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父亲是环保局的工程师，小时候常带我去河边采样。那时候东江的水很清，能看见鱼。后来我上大学时，有一次回家，发现河变黑了，鱼死了。我就想，总得有人为这些不会说话的鱼和河做点什么吧。”

他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城市：“当了二十多年法官，办了几百个环境案子。有时候赢，有时候输，有时候判了也执行不了。但每次看到污染企业被处罚，看到受损的环境开始修复，就觉得还有希望。”

苏清越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平时严肃的庭长，此刻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出一种少见的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