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桌前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哈罗德·麦克米伦僵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如纸，指尖死死攥着桌沿，指节泛白，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来美国之前，他早已预想过无数种谈判场景，设想过费尔多会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或许是要求英国出让殖民地，或许是要求获得中东石油的更多开采权；却从未想过，费尔多会如此直接、如此直白地盯上了大英帝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大英帝国博物馆，对于英国而言，早已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建筑，它是大英帝国几百年殖民荣光的最后见证，是这个没落帝国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骄傲与底气。

即便如今英国早已沦为二流强国，即便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可只要大英博物馆还在，只要那些珍贵的文物还在；英国人就还能从过往的辉煌中，寻得一丝慰藉，保留一丝骨子里的骄傲。

大英帝国博物馆那超过800万件的馆藏文物，背后藏着一部充满掠夺与侵占的黑暗历史。

这些文物的获取方式多种多样，却大多带着不光彩的印记——殖民扩张的掠夺、战争中的抢夺、不平等交易中的欺诈；还有少部分来自个人捐赠与考古发掘，可即便是捐赠与发掘；也大多伴随着当时大英帝国的霸权阴影。

在18至20世纪，大英帝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无数国家的珍贵文物，被英军通过军事行动或政治控制，强行带入英国，成为大英帝国的“战利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尊改写古埃及历史的罗塞塔石碑——1799年被法军在埃及发现，1801年英军击败拿破仑后，根据《亚历山大条约》，将其作为战利品强行夺走；正是这尊石碑，成为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也成为了英国殖民掠夺的铁证。

还有那组被希腊政府长期索要归还的帕特农神庙雕塑，又称“埃尔金大理石雕”。

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埃尔金勋爵以“保护文物”为名，从雅典卫城拆除了大量雕塑，偷偷运回国，后来捐赠给大英博物馆，这些雕塑原本是帕特农神庙的核心装饰，承载着古希腊的文明瑰宝，却被强行剥离故土，至今未能回归希腊。

来自华夏的珍贵文物，更是不在少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上尉约翰逊从颐和园盗走了《女史箴图》唐摹本，这是华夏古代绘画的珍品，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文化底蕴，可最终却被他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了大英博物馆，成为了英国人炫耀殖民功绩的展品。

还有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以欺骗、利诱的手段，从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手中，获取了大量经卷、绢画和佛像，其中就包括《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图》等绝世珍品；这些文物的流失，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永久伤痛。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尼日利亚的贝宁青铜器——1897年，英国军队远征贝宁城，以“惩罚叛乱”为名，大肆掠夺，将约4000件精美的宫廷雕塑洗劫一空；如今这些青铜器分散藏于全球各大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便是收藏最多的地方之一。

当然，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也有一部分来自个人捐赠。1753年博物馆成立时，便是以医生汉斯·斯隆的7万余件私人收藏为核心建立的，这些收藏涵盖了书籍、动植物标本、文物等各个领域，为博物馆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后续，博物馆又不断接收了诸多重要捐赠；比如威廉·汉密尔顿的希腊陶器、亨利·盐的埃及文物等，这些捐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却也无法掩盖其大部分文物的掠夺本质。

从19世纪起，英国还通过资助考古项目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