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六旬老人张福来缩在铁椅里，枯瘦的手反复摩挲着膝盖上的补丁。

“警官，我真没骗你们，那人说帮他取点钱，就给我两百块买降压药……”他的声音含混，眼神涣散，说着说着就忘了自己要讲什么，嘴角无意识地淌下口水。

刑警队长李建国把一杯温水推过去，指节叩了叩桌上的银行流水单：“张大爷，你一个月内帮人取了十七次钱，总额超过八十万，这也是‘一点钱’？”

张福来盯着流水单上的数字，眉头拧成疙瘩，突然拍着大腿喊起来：“不对！我就取过三次！第三次那柜员还问我是不是给儿子取钱，我说是……不对，我儿子在外地打工，他不要我钱啊……”他的记忆像破碎的玻璃，拼不出完整的形状。

隔壁观察室里，苏语攥着刚拿到的诊断报告，指尖泛白：“墨哥，张福来的CT显示颞叶萎缩严重，初步诊断是阿尔茨海默症中期，他说的话可能半真半假，甚至自己都分不清现实和记忆。”

林墨站在单向玻璃前，白大褂的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上的银色手表。他的目光掠过张福来后颈——那里有个淡得几乎看不见的蝴蝶纹身，像片枯萎的落叶。“李队，”他按下通话器，声音冷静，“这案子不对劲，张福来不是主犯，是工具人。”

半小时后，张福来被送去看守所的临时医务室监护。李建国把林墨和苏语拉到办公室，扔出一叠案卷：“这是近三个月全市抓获的‘帮信’人员名单，六十岁以上的占了三成，其中七个和张福来一样，都有认知障碍的迹象。”

苏语快速翻阅案卷，突然停在一页：“这个王建军，上个月被发现死在出租屋，死因是突发心梗，但他手机里有和张福来相似的转账记录，后颈也有……蝴蝶纹身！”

林墨的指尖在“蝴蝶纹身”四个字上顿了顿。昨晚尸检时，王建军的鬼魂曾坐在解剖台边，反复念叨“蝴蝶飞了，玲姐要找下一个”，当时他以为是自己阴阳眼的幻觉，现在看来绝非偶然。“去王建军的出租屋看看。”他抓起外套。

出租屋还保持着案发时的样子，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苏语蹲在墙角，用棉签粘起一点暗红色污渍：“墨哥，这是血迹，不是王建军的。”林墨点点头，目光扫过床头柜上的药瓶——全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处方药，但标签上的名字被刮掉了。

“玲姐是谁？”李建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手里拿着一份物业监控记录，“案发前三天，有个戴黑框眼镜、穿红色风衣的女人来找过王建军，每次都戴着口罩，看不清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