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问题早有苗头，只是被当作偶发事件处理了。”她说。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这种旧记录，没什么参考价值吧？”项目组长张强先开口，“可能是当时值班员误判。”

“而且七年前的事，和现在的问题不一定有关系。”另一人附和。

杨曼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突然觉得很累。她知道他们不是坏人，只是在这个体系里待久了，形成了条件反射——任何可能影响项目进度的问题，第一反应都是先否定。

“我建议，”她深吸一口气，“除了软件逻辑修复，最好更换那套老旧的保护装置核心模块。”

“预算呢？”李成直接问。

“会比原计划超支百分之十五左右。”

“不行。”李成摇头，“这个项目利润本来就不高，再超支，年底考核大家都受影响。”

散会后，老周悄悄对她说：“你啊，还是太年轻。在这种老国企，要学会‘适可而止’。”

杨曼没反驳，但心里那根刺越扎越深。

周末，她去了城西的老城区。那里有一条老街，还保留着上世纪的电线杆，纵横交错的电线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她爷爷就住在这条街上，是个老电工，退休多年仍保持着每天听电力负荷预报的习惯。

“曼曼，看你愁眉苦脸的，工作不顺心？”爷爷问。

她把丰源站的事简单说了说。

爷爷沉默了一会儿，起身从里屋拿出一个旧工具箱，打开，里面整齐排列着各种老式工具。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爷爷拿起一把绝缘柄螺丝刀，手柄已磨得发亮，“五八年，我们建城东第一座35千伏变电站时，用的就是这些工具。那时没现在这么多先进设备，全靠人工计算、手动调试。有一次，我发现接地网电阻测试值偏大，坚持要重新检查。你猜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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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曼摇摇头。

“当时工期紧，没人理会。我就自己下班后去现场，一铲子一铲子挖开接地极连接处，发现果然是焊接不良。如果就那么交付了，雷雨季节很可能出大事。”

“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