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不上。在战场上，这通常意味着几种情况：无线电损坏，撤退中无法通讯，或者...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查看？”埃里希问。

我犹豫了。派人意味着分兵，意味着削弱本已不足的防御力量。但不查看意味着对侧翼情况一无所知，可能在睡梦中被包围。

“我去，”威廉突然说，他已经从驾驶舱爬出来，“两个人就够了。我带一个步兵，骑摩托车过去，二十分钟来回。”

我看着他。威廉的脸上没有英雄主义的表情，只有务实。“如果那里已经丢了，我们需要知道。如果还在坚守，我们需要建立联系，协调防御。”

“太危险了。”

“留在这里等死就不危险了？”他反问，声音里有一丝罕见的尖锐。

最终我同意了。威廉和一个自愿的步兵中士骑上一辆宝马R75侧斗摩托车，沿着河床向北驶去。我们看着他消失在灌木丛后，然后等待着。

等待是最煎熬的。二十分钟像二十小时一样漫长。每一秒，我都在想象可能的情景：摩托车触雷，遭遇苏军巡逻队，被狙击手瞄准...

下午四时三十七分，摩托车回来了。只有摩托车，两个人。威廉停下车，爬下来时脸色阴沉。

“情况？”我问。

“阵地还在，但快守不住了，”他简短地说，“那个连原本有一百二十人，现在只剩四十多个还能战斗。两门反坦克炮只剩一门，炮弹不到十发。连长说，如果苏军发动连级以上规模的进攻，他们最多能坚持一小时。”

一小时。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坚守至接到撤退命令为止”，没有具体时间。

“还有更糟的，”威廉继续说，声音压得更低，“我路上看到了一些东西。西面大概三公里，我们的补给车队...不止是被延误。整条路都被炮火封锁了。我看到至少五辆烧毁的卡车，其中两辆是油罐车。工兵在抢修，但苏军炮兵每隔十五分钟就炮击一次，不让修。”

“所以今晚的补给...”

“可能根本不会来，”威廉直截了当，“至少不会按时来，也不会足量。”

我们沉默地消化着这个信息。弹药不足，燃料将尽，侧翼薄弱，补给线被切断。而苏军，根据那个步兵中尉的情报，至少有一个师的兵力在我们对面。

“但炮管上有十四个白环，”约阿希姆突然说，声音里有一种天真的困惑，“我们击毁了十四辆坦克。我们是最强的坦克车组之一。为什么...为什么感觉我们正在输？”

我看着这个年轻的装填手。他来自巴伐利亚的农场，1941年加入车组，经历了斯大林格勒的炼狱，现在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但有些东西，你经历再多也难以完全理解——比如战略与战术的区别，比如局部胜利与整体失败的可能。

“因为战争不是数击杀环，”埃里希代替我回答，声音平静得像在讲解数学题，“战争是数后勤车队能通过几条路，是数工厂每月能生产多少辆坦克，是数还有多少十八岁的男孩可以送上战场。在这些方面...”他顿了顿，“在这些方面，我们正在输。”

约阿希姆沉默了，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满是老茧和油污，还有一道昨天被滚烫炮弹壳烫出的新鲜水泡。

下午五时，营部终于发来了明确命令——不是撤退命令，而是“调整防线”命令。我们要在黄昏时向西撤退三公里，到第二道预设防线。不是因为我们守不住这里，而是因为整体战线在收缩，我们的位置已经过于突出。

“看，”威廉说，当我把命令传达给车组时，“我们击退了所有进攻，但我们还是要撤退。这就是现实。”

撤退过程比预期更艰难。燃料不足意味着我们不能奢侈地快速机动，必须精确计算每升柴油的使用。我们选择了一条迂回路线，避开可能被炮火覆盖的主干道，穿越田野和灌木丛。虎式沉重的车身在松软地面上留下深深的辙印，几次险些陷车。

下午六时二十分，我们抵达第二道防线。这里的地形更差——几乎没有天然掩体，只有匆忙挖掘的散兵坑和用沙袋堆砌的简易工事。唯一的好处是视野开阔，可以提前发现接近的敌人。

“燃料，”威廉在停车后报告，“还剩大约五升。只够发动机怠速运转几小时，或者短距离移动几百米。”

五升。还不够灌满一辆摩托车的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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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重新分配，”我对约阿希姆说，“穿甲弹和高爆弹混合装填，应对不同目标。机枪子弹...节省使用。”

“如果苏军坦克集群冲锋...”埃里希提出那个我们都在想的问题。

“那就尽可能多地带走几辆，”我回答，“然后...”

我没说完。然后什么？弹尽粮绝，被困在这片开阔地，成为苏军步兵的靶子？用最后一发炮弹自毁？投降？

无线电里传来其他单位的通讯片段，拼凑出一幅更广阔的图景：

“...北翼第三装甲师开始撤退...”

“...第11步兵师报告损失超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