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路返回。走出五里地后，矿场方向才传来零星的枪声——大概是醒来的矿警发现被劫，胡乱开枪壮胆。

回到根据地已是傍晚。王栓柱没休息，直接去了修理所。老郑看着战士们卸下的铁料，眼睛瞪得老大。

“这……这么多？”

“够打多少耙子？”王栓柱问。

老郑蹲下，扒拉着那些钢钎和铁料，嘴里念念有词地计算着：“一根钢钎能打三副耙齿……这些铁皮能锻锄头刃……这些轴承钢最好，能打镰刀……”他抬起头，满脸兴奋，“军长，够打一百五十件农具！而且都是好钢口！”

“那就动手。”王栓柱说，“七天，我要看到第一批五十件送到生产连。”

“保证完成任务！”

王栓柱走出修理所时，天已经黑透了。他站在山坡上，看着山脚下那片河滩地。月光下，麦田泛着淡淡的银灰色，像一片静谧的湖。

警卫员小声问：“军长，咱们冒这么大险，就为了些农具……值吗？”

王栓柱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那片麦田，想起很多事——想起锦州撤退时，一个老大娘把家里最后一袋高粱面塞给伤员；想起在黑河突围时，老乡把他们藏在地窖里三天三夜；想起去年冬天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地边缘一个屯子饿死了七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去向日伪告密。

“你看那麦子。”他缓缓说，“现在才刚冒头，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可等到秋天，它会结出穗子，一粒麦子能变成几十粒。咱们今天多打一把耙子，秋天就能多收一斗粮；多收一斗粮，就能多养一个兵，或者少饿死一个老乡。”

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往木屋走。

“这世道，人命比纸薄。可正因为这样，咱们才得把每一粒麦子、每一口粮食，都看得比命重。”

来都是这样——没有硝烟，但一样残酷；没有枪声，但一样有牺牲。每一个“两面政权”的建立，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经营；但一次叛变，就能让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可还是要做。因为这是根，是这片土地能熬过严冬的底气。

山脚下，靠山屯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那是屯子里的识字班在上课，教的是最简单的“人、口、手”，但那些稚嫩的声音在春风里飘荡，像最坚韧的种子。

张兰生整理了一下衣襟，朝下一个屯子走去。

他的脚步很稳，像这山里生了根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