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赵玮在政务中体现出的仁厚公允与克制理性，也为他加分不少。

他严惩贪墨，但罪止其身，不过度牵连；他推行新政，但考虑实际，不急于求成；他手握权柄，但并未借此大肆安插亲信、打击异己。

在涉及官员处分、政策调整时，他能考虑到各方利益和承受能力，避免引起剧烈动荡。

这种相对稳健、不极端的风格，符合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对“明君”的期待，也使得朝局在经历必要的整顿后，能够保持大体稳定，而非陷入无尽的党争和内耗。

于是，朝堂上的风向渐渐转变。

公开赞扬太子“仁明勤政”、“处事公允”、“有太祖、太宗遗风”的奏章多了起来。

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开始主动向太子靠拢，建言献策。

就连一些最初对整顿吏治心怀不满的官员，在见识了太子的手段和分寸后，也不得不收敛行迹，谨慎办事。

虽然暗流依旧存在，但表面上，太子监国的权威已经稳固树立，政令出东宫而畅通无阻。

百姓拥戴，则更多地源于赵玮推行的政策，实实在在地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好处。

对于前线的将士及其家属而言，朝廷厚加抚恤、建祠祭祀，让流血牺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补偿。

阵亡者魂有所归，伤残者生有所养，这极大地稳定了军心，也让普通百姓看到为国效命的值得。

军营中，伤兵营里，对太子、对朝廷的感激之情是真挚的。

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是最直接的实惠。

虽然战争仍在继续，徭役不可避免，但太子明确下令“不夺农时”、严惩额外摊派，让农民得以在春耕秋收的关键时节专注于田地。

减免赋税和清理积欠，让许多濒临破产的农户得以喘息。

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来年的收成。司农寺推广的良种良法，虽然见效慢，但也给了农民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