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许多却空置着，挂着“待售”的牌子，价格却比几个月前同行悄悄告诉他的暗盘价已经有所下滑。

建筑工地的数量明显减少了，一些半成品的高楼孤零零地立在城市边缘，像巨大的墓碑。

他通过一些渠道，接触了几家地方性小银行的信贷经理。交谈中，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紧张与回避。

他们不再像半年前那样热衷于推销贷款，反而对抵押物的要求变得极其苛刻，对借款人的背景调查近乎繁琐。

一位在酒后有些失意的经理甚至含糊地提到，他们的银行正在“悄悄地准备更多的现金储备”，以应对“可能的流动性需求”。

“大家都在这么做，”那位经理嘟囔着，“只是不敢公开说。谁先说，谁的银行就可能先被挤兑。”

周安德烈的心沉了下去。

银行的这种集体性、隐蔽性的防御姿态，是比任何单一企业倒闭都更危险的信号。

这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已经开始不相信表面的繁荣，正在为寒冬储备粮草。

结束了两周的西海岸调查，周安德烈马不停蹄地返回纽约，并立刻开始执行清单上的任务——接触那些潜在的收购目标。

他首先拜访了长岛的“普莱辛顿精密机械”。

厂区比他想象的还要萧条，车间里停转的机器更多了。老普莱辛顿的头发似乎更白了，眼神中的绝望也更深。

“周先生，不瞒您说，如果下个月再拿不到新订单或者贷款，我就只能申请破产保护了。”老厂主的声音沙哑，“这些机器，都是好东西啊，跟了我十几年……还有那些老师傅……”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周安德烈仔细查看了设备清单和技术资料，确认了其在精密齿轮加工和小型复杂构件制造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

他记下了普莱辛顿大致的债务情况和心理价位，表示会向“有兴趣的远东投资者”转达。

随后，他又在新泽西州考察了一家名为“联合化工实验所”的小型研究机构。

这家机构拥有几项关于新型染料中间体和塑料增塑剂的专利，但缺乏资金将其产业化，创始人是一对痴迷于技术的大学教授兄弟，如今已是债台高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