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看向桌面。

文件袋空了，孤零零地躺在笔记本旁边。他把它推到一边，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新的句子：

“如果去，我想先说三件事。”

第一句是：“我不是来谈恋爱的。”

第二句是：“我想讲的东西，必须完整呈现。”

第三句还没写完，他就停住了。

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话不是写给节目组的，是写给自己的。

他不需要清单。

他需要的是开口。

他把笔盖拧上，放进笔袋，拉好拉链。动作比之前利落多了。然后他拿出手机，解锁，点开通讯录。

列表往下划，他在“节目编导”那一行停住。

名字就在那里，没改过，也没删。他记得上次点开这个联系人是什么时候——是收到邀约的第二天，他犹豫要不要回消息，最后关掉了页面。

这次他没退出。

他的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没按下去，但也没移开。

他知道这一通电话打过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不能再假装还在考虑。

意味着他得面对镜头，面对问题，面对可能再次出现的议论和猜测。

也意味着，他终于能把那些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

他坐直了一些，肩膀不再压着桌沿。呼吸比刚才深了一点，心跳也没那么快了。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变暗。

他又点亮一次。

名字还在。

他没拨出去，但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对自己说：“我……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