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盛宣怀一辈子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建厂,有人说我是‘官商’,是‘买办’。
我不在乎。
但这条京汉铁路,必须按时通车。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盛宣怀转过身,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
“摄政王告诉我,这条铁路不是用来运货赚钱的,是用来运兵的。
从北京到汉口,一千二百公里,火车三天可到。
而我们的敌人,随时能从南方和海上集结。
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这条铁路每提前一天通车,就能多运一个师的兵力南下。
一个师,一万五千人,能守住一座城,能救下十万百姓。”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条鲜红的铁路线。
“所以,长河大桥必须按时合龙。
用什么水泥,死多少人,我不管。
我只要结果。”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许久,史密斯叹了口气:“我会亲自去豫州监工。
盛先生,请你记住,每一个死去的工人,都会成为这座桥的基石。
将来列车驶过时,车轮碾过的每一寸铁轨下面,都有亡魂。”
“那就让他们安息。”盛宣怀点燃了一支雪茄,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这个国家流的血已经够多了,不差这几百个。
只要能让活着的人不再流血,值得。”
长河大桥工地,临时医院。
所谓医院,不过是几顶漏风的帆布帐篷。
里面摆着二十几张简易木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人,在昏暗的马灯下像一排等待埋葬的尸体。
咳嗽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汗臭味和草药苦涩的气味。
周秀兰,三个月前当选议员的女工此刻正蹲在一个年轻工人床边,用湿毛巾擦拭他额头。
小伙子叫二栓,十八岁,保定人,三天前在搅拌速凝水泥时吸入了大量粉尘,现在高烧不退,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
“周……周代表……”二栓眼睛半睁,声音微弱,“我……我会死吗?”
“不会。”周秀兰握着他的手安慰着。
“我已经给北京发电报了,最好的医生明天就到了。
你会好起来的。”
三天来,已经有六个工人因为同样的症状被抬出去,直接抬去了河边的乱葬岗。
速凝水泥里的硅酸盐粉尘,进入肺里就像碎玻璃,一点一点把肺泡磨烂。
帐篷帘子被掀开,冯如海走了进来。
他浑身泥浆,眼里布满血丝,手里端着一碗热粥。
“冯工头……”周秀兰站起来,“爆破准备好了吗?”
“明天黎明。”冯如海把粥放在二栓床头,声音沙哑。
“三号墩已经埋了八百斤炸药。
爆破后,立刻清理废墟,二十四小时内开始浇筑新墩基。”
他看向周秀兰:“周代表,你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我是工人选出来的代表,工人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周秀兰毫不退让。
“冯工头,你知道那些水泥有问题,为什么还要用?”
“因为桥必须修通。”冯如海沉默片刻回答。
“周代表,你见过战争吗?我见过。
光绪二十一年,我在山海关修炮台,亲眼看见洋人的军舰开炮,一炮下去,半个村子就没了。
老人,孩子,女人……像蚂蚁一样被碾死。”
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地上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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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天起,我就发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让这个国家有铁路,有大炮,有军舰。
让我们的孩子不用再看见外国兵在自己家里杀人放火。
这座桥,就是那条路的一部分。
它确实会压死一些人,但能救活更多人。”
周秀兰看着这个粗糙的汉子,看着他眼中那种近乎偏执的光芒,感觉说不出话来。
“可是……可是他们也是人啊。”她喃喃自语。
“所以我把工资翻倍了。”冯如海站起来。
“每个人都知道风险,每个人都是自愿签的生死状。
周代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才能让另一些人活下去。
我们修桥的人,就是付代价的那一批。”
冯如海说完走出帐篷,消失在夜色中。
周秀兰呆立良久,走到帐篷角落,从布包里取出一本笔记本。
那是她的“议员工作日志”,上面记录着这三个月来走访各地的见闻。
上海女工的十二小时工作制,天津童工在纺织厂的惨状,现在又是场河大桥上的生死状。
她翻开新的一页,用颤抖的手写下:
“1902年4月18日,豫州。
长河大桥工地,速凝水泥已致六人死亡,二十余人重病。
工人日薪从三十文涨至六十文,但命如草芥。
冯工头言: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我问:凭什么代价总是由最穷苦的人付?
他答不出。我也答不出。
但我知道,如果这个新国家建在这样的人民的血泪之上,它将永远无法真正站起来。”
眼泪滴在纸页上,晕开了墨迹。
帐篷外传来梆子声,子时了。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黎明时分,那八百斤炸药将把有缺陷的桥墩炸成碎片。
代价,还在继续。
东方天际泛出鱼肚白,长河水面上飘着薄雾。
两岸,所有工人都已撤到安全距离外,只有爆破组还留在桥墩附近。
冯如海站在五百米外的土坡上,手中握着起爆器。
一个木盒子,上面伸出一根铜杆,连着长长的电线,一直延伸到三号桥墩。
“最后一次检查!”他对着喇叭下令。
爆破组员挥动绿旗,准备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