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后，“亲子职场对照表”互动工具上线。

界面被阿哲恶趣味地设计成了小学生“成绩单”的样式。

只是科目变成了“健康牺牲度”、“亲情负债率”和“道德折旧值”。

家长只要输入职位和行业，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大数据，生成一份触目惊心的红字报告。

“你看这个案例，”阿哲指着后台一条异常活跃的数据流，“有个实验小学的班主任疯了，她把全班学生家长的供职企业都输了一遍，搞了个排名贴在家长群里。现在群里已经炸了，那几个平时爱显摆的大厂P8、P9家长，正在疯狂投诉老师侵犯隐私。”

这就是林夏要的效果。让傲慢者在最在意的圈子里社死。

与此同时，京城另一端的闭门研讨会上，顾沉舟正在给这场舆论风暴补上最致命的理论基石。

他推了推金丝眼镜，将《高管家庭成员间接承受职场压迫指数模型》的PPT翻到最后一页。

台下坐着的都是人社部智库的专家，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

“当一个企业的CEO，他的母亲在痴呆后依然恐惧‘KPI’，他的孩子在课堂上问‘我会不会变成怪物’，”顾沉舟的声音不大，却在会议室里产生回响，“这说明制度暴力已经穿透了职业边界，开始侵蚀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

这段发言的会议纪要在一个小时后“意外”流出。

财经媒体那帮人精立马嗅到了血腥味，标题耸动——《官方智库定调：畸形加班文化或面临政策转向》。

下午两点，前东家的股价在盘中直接跌停。

那是资本在用脚投票，他们怕的不是道德指责，而是政策风险。

但这还不是终局。

李曼戴着耳机，眼眶微红。

她面前的后台里，涌入了数千条匿名音频。

那是属于“大厂二代”们的树洞。

“我爸回家从来不说话，只有打电话骂下属的时候才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