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电台派记者到刘家坨村采访，制作了专题节目《小陶罐抗旱记》，在全省广播。报纸也刊登了长篇通讯，详细介绍节水技术。

各地市县纷纷派人来学习，我的三人小组忙得脚不沾地。我们白天在地头指导，晚上在油灯下编写更详细的技术手册。从晋北到晋西，从忻县到吕梁，足迹遍布大半个山西。

一个月后，全省已有六十八个县推广了节水技术，制作陶罐十二万个，喷壶三千套，修建节水渠道八百多公里。初步统计，这些措施挽回粮食损失预计达两亿斤。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吕梁山区的一个村子里指导喷壶使用，突然接到省里紧急电话：立即回太原，有重要任务。

匆匆赶回省城，韩浩直接被带到省委小会议室。里面坐着郭副省长，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人，一看就不是山西本地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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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同志，这位是国家计委的孙司长。”郭副省长介绍。

我心里一惊。国家计委——全国经济计划的中枢机构。

孙司长很和蔼，示意韩浩坐下：“小韩同志，你的抗旱节水报告，我们看到了。很有价值。这次来山西调研，就是想深入了解。”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详细汇报了从试点到推广的全过程，不仅讲技术，更讲了如何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如何把新技术与传统经验结合。

孙司长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你们怎么说服保守的老农？”“物资调配中有没有遇到困难？”“群众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如何？”

汇报结束后，孙司长对郭副省长说：“老郭，你们山西出了个人才啊。这种‘试点—总结—推广’的工作方法，很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指导，这个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郭副省长脸上露出笑容：“孙司长过奖了。小韩确实有想法，肯实干。”

孙司长转向韩浩：“小韩同志，国家正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农业是重点。你的这些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有没有兴趣写一篇更系统的文章？就写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农业技术推广。”

“我……可以试试。”我有些激动。

“不是试试，是必须写。”孙司长说，“写好了，我推荐到《红旗》杂志发表。这样的实践经验，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红旗》杂志！我心跳加速。那是中央的理论刊物，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我太清楚了。

送走孙司长一行，郭副省长把我单独留下。

“这次抗旱，你立了大功。”郭副省长语气郑重，“不仅救了庄稼，更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孙司长说得对，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他顿了顿：“省里研究决定，抗旱结束后，你的工作要调整。有两个选择：第一，回省计委，担任农业处副处长；第二，到地区去，比如雁北或晋中，任行署副专员，主管农业。”

我愣住了。这两个选择，无论哪个都是破格提拔。按正常程序，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干部，最多提个副科，而这是副处，甚至是副厅。

“郭省长，我……我还年轻，经验不足。”

“经验是在实践中积累的。”郭副省长说，“你在抗旱中的表现，证明了你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宝贵的能力。”

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不过我要提醒你，树大招风。你这次风头出得太大了，肯定有人眼红，有人不服。接下来的路，不会好走。”

我沉默。我明白郭副省长的意思。在集体主义的时代，个人的突出表现，往往意味着风险。

“我选第二条路。”我抬起头，“到基层去。我想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

“想好了？”

“想好了。”

郭副省长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复杂：“好。等抗旱结束，省委就下文。不过在此之前，你得完成孙司长交代的任务——那篇文章，要写好。”

回到党校宿舍，已经是晚上十点。

马副书记已经结束抗旱任务回来了，正在灯下看书。见我进门，他放下书：“听说你今天见大人物了？”

“国家计委的领导。”我疲惫地坐到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