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如果由生产队集体进行养殖，牛种钱怎么支付？是生产队自己出，还是有什么办法解决？”

“第二，养殖时，牛吃什么？怎么能在保证营养的同时，降低养殖成本？”

“第三，牛生病了，怎么治疗？农村缺医少药，兽医更是稀缺。”

“第四，牛养大了，怎么卖？活牛运输损耗大，怎么解决？”

“第五，牛肉生产出来谁买？奶粉生产出来谁买？现在的城镇居民，有几个人舍得经常买牛肉、喝牛奶？”

我一口气说完，看着三人。

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街上的叫卖声隐隐传来。

冀教授皱着眉头，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雷师傅和马师傅对视一眼，表情凝重。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切中了要害。

“我先说第一个，”冀教授终于开口，“牛种钱的问题，现在确实是瓶颈。一头改良牛犊，成本价就要一百二十元左右。一个生产队，如果养十头，就是一千二百元。很多生产队全年的现金收入都没有这么多。”

他顿了顿：“我最近在想，能不能搞个‘赊养’模式？星火厂或者省里出钱，先把牛犊‘赊’给生产队，等牛养大了、卖了钱，再分期还款。甚至可以用牛肉、牛奶抵账。”

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后世的“公司+农户”模式吗？龙头企业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服务，农户负责养殖，产品由企业包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第二个问题，饲料。”冀教授继续说，“我们试验基地的经验是，以天然牧草为主，青贮玉米补充，精料只在育肥期少量添加。平遥周边有大量荒滩、沟坡，可以种植苜蓿等优质牧草。另外，农作物秸秆——玉米秆、麦秸，经过氨化处理后，也是很好的粗饲料。”

“但是，”他话锋一转，“这需要技术指导。农民不知道怎么做青贮、怎么做氨化处理。需要有人教。”

我点点头：“所以，技术培训是关键。”

“第三个，疫病防治。”冀教授叹了口气，“这是最头疼的。我们现在只有三个兽医，要负责十十七个试验基地，根本跑不过来。我的想法是，在每个养殖集中的公社，培训一批‘赤脚兽医’，掌握基本的防疫和常见病治疗技术。但这需要投入，需要时间。”

“第四个，运输和销售。”马师傅接话，“活牛运输确实损耗大。我们食品厂现在收牛，都是就近收，远了不敢要。但这样，养殖规模就上不去。”

“我在想，”雷师傅沉吟道，“能不能在几个中心地点，建屠宰加工点？养牛的生产队，把牛送到加工点，现场屠宰、分割、腌制。这样，活牛运输变成肉制品运输，损耗就小了。而且，腌制后的牛肉，保质期能延长，可以卖到更远的地方。”

“那第五个问题呢？”冀教授看向我，“销路。”

我喝了口茶，缓缓说道：“销路问题，要从两头解决。”

“一头，是高端市场。”我分析道，“平遥牛肉品质好，可以作为地方特产，供应省城、供应北京，甚至供应涉外宾馆、友谊商店。价格可以卖得高一些，目标客户是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干部职工、外宾。”

“另一头，是大众市场。”我继续说，“但大众市场消费能力有限，所以要从‘喝奶’入手。牛奶营养价值高，对儿童、老人、病人尤其有益。我们可以推动‘学生奶计划’——由政府补贴一部分，让中小学生在校每天喝上一杯牛奶。这样既培养了消费习惯，又解决了部分销路。”

“另外，”我补充道，“奶粉是个好东西。保质期长，便于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只要品质好，价格适中，不愁没有市场。”

三人听着，眼睛越来越亮。

“韩同志，”雷师傅激动地说，“你这思路，开阔！我们光想着怎么把牛肉做好，没想过从整个产业链去想问题！”

“但是，”冀教授冷静地说，“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谁来组织养殖？谁来培训技术？谁来建设加工点？谁来开拓市场？”

他看着我：“韩浩同志，你是省里‘百团大战’的组织者，是星火厂的负责人。你能不能……”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冀教授，两位师傅，”我郑重地说，“这件事，光靠我一个人、一个厂，做不了。但我可以牵个头，向省里建议，搞一个‘山西省肉牛产业发展试点’。”

“以平遥为中心，选择几个条件合适的公社、生产队，作为第一批试点。”我越说思路越清晰，“省农业厅、畜牧局负责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星火厂或者省里其他企业，负责提供牛种、饲料添加剂，并包销产品；食品厂负责屠宰加工；商业部门负责开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