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年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他几次想开口打断，但在刘副专员面前，又硬生生忍住了。

刘副专员听完，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吟了片刻，然后看向罗永年：“罗永年同志，红星厂的意见，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你们要求技术共享，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话锋一转，“韩浩同志刚才提出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技术无偿共享，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维持韩家村社员的积极性？如果‘茶煮匠’这个牌子因为管理混乱而垮掉，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刘副专员的提问，直接、尖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不再纠缠于“主义”和“帽子”，而是回到了最实际的效益和责任层面。

罗永年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他习惯了用大帽子压人，但当领导开始关注具体操作和实际后果时，他那套“钻营政策条文”的本事就有些使不上了。

“这个……我们可以加强管理……”罗永年有些底气不足地说。

“加强管理？怎么加强？”刘副专员追问，“你们红星厂派人去各个公社盯着吗？人力、物力从哪里来？成本算谁的？”

一连串的问题，让罗永年哑口无言。

刘副专员又转向我们，目光落在我脸上：“韩浩同志，你们这个‘技术标准联盟’的想法，很有新意。但是，你们如何确保你们的‘核心料包’成本是真实合理的？如何防止你们利用‘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后期变相提价，损害协作社队的利益？”

这个问题同样尖锐，直指我们模式的潜在风险。

我心中早有腹稿，从容应答：“刘专员，关于成本，我们愿意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包括地区商业局甚至行署财贸办的随时审计监督！我们的账目对兄弟公社完全公开透明。同时，我们设想，未来如果联盟扩大，可以邀请主要协作社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质量与成本监督小组’，共同审议成本构成，监督料包质量和价格。我们韩家村绝不谋求垄断暴利，我们追求的是联盟整体的壮大和可持续发展！”

这个“共同监督”的设想，进一步体现了我们模式的开放性和公正性，有效化解了领导的担忧。

刘副专员听完，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之色。他微微颔首，没有再问，而是对主持会议的地区商业局副局长说：“老张，今天的会，开得很有意义。韩家村大队的同志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虽然还不成熟，但方向值得肯定，思考很有深度。红星厂的要求，基于传统协作观念，可以理解，但似乎缺乏对基层实际困难和长远发展的深入考量。”

小主，

他顿了顿，一锤定音：“我的意见是，对于韩家村‘茶煮匠’模式的探索，地区层面应予以保护和支持！他们与柳林、石泉等公社建立的协作关系，是有效的、有益的尝试，应当鼓励其继续完善和发展！商业局可以牵头，组织力量对他们的‘成本核算’和‘协作协议’进行指导和规范，帮助他们把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好。至于技术无偿调拨的要求，暂时不予支持。红星厂如果确实看好这个项目，可以考虑与韩家村探索在新的、更合理的模式下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的行政调拨。”

刘副专员的表态，如同春风化雨，瞬间驱散了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霾！李书记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王会计更是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罗永年脸色灰败，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什么。刘副专员已经定了调子，他再纠缠下去，就是不识时务了。

“谢谢刘专员！谢谢各位领导！”我们三人连忙起身，由衷地表示感谢。

刘副专员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不错！有想法，有胆识，更重要的是，心里装着集体，装着群众！好好干，把你们这个‘联盟’搞出个样子来，给全地区的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一条可借鉴的新经验！”

“是！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努力！”我挺直腰板，大声回答。

会议至此，尘埃落定。我们韩家村，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凭借超前的理念、扎实的准备、合情的论述以及关键时刻的据理力争，赢得了上级的认可，守住了我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

走出会议室，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李书记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浩娃子，成了！咱们成了！”

王会计也满脸红光：“太好了！这下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我心中同样激动万分，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赢了这一局，只是开始。如何把刘专员寄予厚望的“联盟”真正建设好、发展好，后面的路还很长。

从地区回来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李书记站在打谷场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声音洪亮，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向全体社员详细传达了地区协调会的情况，特别是刘副专员最后的指示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