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两串，递给她一串，她咬了一口，糖霜在嘴里化开，甜得眯起了眼睛：“真好吃。”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脸颊上的细小绒毛染成了金色，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软软的，暖暖的。

从大栅栏出来，我们去了后海。湖边的垂柳垂到水面上，风一吹，枝条就轻轻拂过脸颊，带着湖水的清凉。我们沿着湖边慢慢走，没怎么说话，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偶尔有鸟雀从头顶飞过，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阳光透过柳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从同学那听来的土味情话，忍不住想逗逗她：“雪晴同志，你知道后海的水和你的眼睛有什么共同点吗？”

她疑惑地转过头，睫毛轻轻颤了颤：“什么共同点？”

“都让我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

她先是一愣，脸颊瞬间红了，像傍晚的晚霞，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

她低下头，用手里的糖葫芦杆轻轻戳了戳我的胳膊，嗔怪地说：“韩浩！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怪话！”可我分明看到，她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眼睛里像盛了星星，亮闪闪的。

那天我们在湖边待到夕阳西下，才慢慢往回走。回去的路上，她没再提考试的事，反而跟我聊起了班里的趣事，说她同桌总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画画，还把画的小老虎送给她；说语文老师讲课特别有意思，总能把古文讲成小故事。我听着她的声音，晚风拂过，带着她发间的皂角香，那一刻，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时代的隔阂，只有两个并肩行走的年轻人，把青春的美好，悄悄藏在了夕阳里。

七天后，期中考试成绩公布。

那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整理“学霸笔记”的反馈意见，王建军突然冲了进来，手里攥着一张成绩单，跑得满头大汗，声音都在抖：“韩浩！出、出成绩了！咱们辅导的学生，全、全都提分了！”

我立刻跟着他往英语角的小教室跑，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的欢呼声。推开门，只见几十个人挤在教室里，有人举着成绩单蹦蹦跳跳，有人互相抱着哭，李梅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统计表格，眼睛红红的，却笑得特别开心。

“韩浩！你快看！”李梅把表格递给我，手指着上面的数字，声音带着激动：“最高提分130分！是物理系张老师的儿子，之前才320分，这次冲到450分，差一点就过大专线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表格上的数字像跳动的火焰：最低提分80分，是中文系李老师的女儿，从450分涨到530分，稳稳过了重点大学的线；平均提分87分！这个数字，别说在清华园，就是放在整个北京城的中学里，都足以让任何教育者瞠目结舌。

教室里，那个提了130分的男生正拉着王建军的手，哽咽着说：“王哥，谢谢你们！我之前都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了，现在……现在我有希望了！”旁边的同学拍着他的肩膀，有人递过纸巾，有人笑着说：“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只是帮了你一把！”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鼻子忽然有点酸。想起那些在咖啡馆里陪着林雪晴刷题的下午，想起王建军和同学们守着油印机熬夜的夜晚，想起李梅一遍遍地核对笔记、生怕出错的认真——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有了最好的回报。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夜之间飞遍了清华园。第二天下午，我正要去图书馆，刚走到教学楼门口，就被教我们数学几何的朱老师叫住了。

朱老师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平时总是严肃的脸上，今天却带着罕见的、压不住的笑意。他朝我招招手：“小韩啊，来我办公室一下，有点事跟你说。”

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里面摆着几张木制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教案和试卷，墙角的煤炉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冒着热气。朱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玻璃杯，倒了杯热水递给我，这待遇让我受宠若惊——平时朱老师对我们要求极严，别说倒水，就是回答错了问题，都会被他严肃地批评。

“小韩啊，今天叫你来，是真心感谢你。”朱老师搓着手，坐在我对面，语气里满是激动：“你师母昨天跟我说，我家那小子朱海，这次期中考试，提了整整95分！之前他才420分，这次直接到515分，已经够着一本线了！”

他说着，从桌上拿起朱海的成绩单，递到我手里，上面的分数用红笔写着，格外醒目。“我和他妈妈都是老师，教了半辈子书，却拿自己儿子没办法。”

朱老师叹了口气，眼里却带着笑意：“那小子之前总说学不进去，上课走神，作业也不认真写，你师母都快怀疑人生了，说我们俩都是高智商，怎么生出个‘不开窍’的。这回好了，你们那个培训班，可算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诚恳：“你师母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请你去家里吃顿饭，好好谢谢你。这周末有空吗？咱们一起好好聊聊。”

我连忙摆手，把成绩单递回去：“朱老师，您言重了。我们就是学生帮学生，初衷就是想让知识流动起来，顺便让同学们有个锻炼的机会，真不用这么客气。”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翻起了波澜。我想起2025年那庞大的课外辅导产业，动辄几千块的学费，让很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可在1962年，我们这种纯公益、互助式的“补习班”，没有一分钱报酬，全靠大家的热情和坚持，竟然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不是金钱能衡量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最纯粹的善意和奇迹。

朱老师见我推辞，却坚持道：“不行不行，这饭你必须得去。你师母都把菜名想好了，就等你点头呢！”我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下来。

周末那天，我和李梅一起去了朱老师家。他们住在清华园里的筒子楼，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高校教职工激增而建的宿舍楼，一条长长的走廊串联起十几个单间，走廊里堆放着各家各户的煤炉、菜筐，还有晾晒的衣服，白天也显得有些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和饭菜的香气。

朱老师家在走廊尽头，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师母系着蓝色围裙，正站在煤炉旁翻炒着什么，见到我们，立刻笑着迎上来：“小韩、小梅来啦！快进来坐，外面冷吧？”

屋里是一室一厅的格局，却收拾得窗明几净。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木制书架，上面堆满了数学专业的书籍，还有几本翻得卷了边的文学名着；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边角用胶带粘住，显然已经挂了很多年；客厅中间摆着一张方桌，上面放着几个洗好的苹果，亮晶晶的。

“快坐，我这炸酱马上就好。”师母笑着把我们拉到椅子上，又给我们倒了杯热水：“海子！快出来，韩老师和李老师来了！”

里屋传来一阵响动，朱海从门后探出头来，他穿着一件蓝色运动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见到我们，立刻恭恭敬敬地喊：“韩老师好，李老师好！”他的声音还有点怯生生的，却比之前开朗了不少，眼神里满是感激和崇拜。

师母把炒好的炸酱端上桌，又端来几盘菜码儿：翠绿的黄瓜丝、通红的心里美萝卜丝、焯水的豆芽、青嫩的豌豆，还有切碎的香椿芽，摆了满满一桌子。“这是我早上特意擀的手擀面，你们尝尝，看合不合口味。”师母说着，拿起碗给我们盛面，面条筋道爽滑，裹着浓郁的炸酱，再拌上菜码儿，一口下去，咸香满口，满是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