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以后我带您去，”我笑着说，“等合作社赚了钱，咱组织乡亲们去北京旅游，看看故宫，逛逛清华。”

袁老师笑着点头：“好，好，我等着那一天。”

中午的饭很丰盛：兔肉炖土豆（兔肉软嫩，土豆面得入味）、炒鸡蛋（金黄的，撒了点葱花）、凉拌白菜（用醋和盐拌的，爽口），还有小米粥和玉米馍馍。师母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吃点，读书费脑子”。

吃完饭，我帮着师母收拾碗筷，袁老师把我叫到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个布包，递给我说：“浩娃子，这是我给你攒的十块钱，你在清华读书，肯定要花钱，别省着，该花就花。”

小主，

我赶紧推辞：“袁老师，我不能要您的钱，学校有助学金，我够用。”

“拿着！”袁老师把布包塞到我手里，“这是我的心意，你要是不收，就是嫌少。你在清华好好读书，以后出息了，别忘了老师就行。”

我攥着布包，里面的钱叠得整齐，心里一阵热，眼眶都有点红：“袁老师，我肯定好好读书，以后回来帮咱市搞建设，帮您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从袁老师家出来时，日头已经偏西了。王斌叔的驴车还在院门口等着，师哥师姐们也陆续走了，李建军拍着我的肩膀说：“韩浩，以后到重机厂找我，我请你吃国营饭店的红烧肉。”

我笑着点头，跟袁老师和师母道别，师母还往我包里塞了两块玉米馍馍：“路上饿了吃，别饿着。”

初七早上，我揣着两包太原烟，坐王斌叔的驴车去太原市区找王校长。1962年的太原市区，比韩家村热闹多了：街两旁的国营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拿着布票、粮票，等着买年货；公共汽车是解放牌的，铁皮车身，车身上刷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每到一站，都会传来售票员的吆喝声：“上车的同志请买票，下一站是钟楼街！”

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中山装或列宁装，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手里拿着冰糖葫芦（用草棍串着，裹着透明的糖衣）。

王斌叔赶着驴车，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人，说：“市区的人多，可得慢着点，别撞着人。”

太原第五中学在市区的中心，学校门口挂着“太原第五中学”的木牌，旁边贴着大红的春联。王校长家的家属院在学校后面，红砖墙围着，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位大爷，见了我，问清来意，笑着说：“你就是韩浩吧？王校长昨天还跟我说你要来，快进去。”

家属院的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冬天的树枝光秃秃的，墙上贴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王校长家在最里面的一栋平房，门口挂着两串冻海棠果，红彤彤的，像小灯笼。

我刚敲门，门就开了，王校长穿着件中山装，领口系得严实，头发梳得整齐，见了我，赶紧笑着迎上来：“韩浩！可算来了，快进屋，火墙刚烧暖。”

屋里的铁炉上坐着个铝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炉子里的煤块烧得通红，屋里暖烘烘的。靠墙放着个书架，上面摆着不少书，有《毛选》，有《农业基础知识》，还有几本高中的课本。墙上挂着一张奖状，是“太原市优秀校长”，落款是1961年。

“刘老师、张老师，你们看谁来了！”王校长冲着里屋喊，话音刚落，就见刘老师（教语文的）和张老师（教体育的）从里屋出来，刘老师穿着件灰布棉袄，戴着副老花镜；张老师穿着件运动服，身材魁梧，一看就是练过的。

“韩浩！”刘老师走过来，拍着我的胳膊，“快坐，我刚还跟王校长说你呢，说你肯定会来。”

我把带来的太原烟递过去，王校长接过烟，笑着说：“你这孩子，还带东西干啥？来看看我们就行。”

“应该的，”我坐下，接过王校长递来的热茶（用砖茶泡的，有点涩，却暖身子），“多亏您当年给我争取高考名额，我才能考上清华。”

“你自己争气，”王校长喝了口茶，“去年你考上状元，咱学校可是出了名，地区教育局的领导还来视察，说要向咱学校学习。”

张老师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当年体育考试跑八百米，最后一百米还是我推着你冲线的！现在在清华，还锻炼不？可别光顾着学习，把身体搞垮了。”

“锻炼，”我点头，“学校有操场，每天早上我都会跑两圈，有时候还会打打篮球。”

“那就好，”张老师笑着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以后要干大事，可得有个好身体。”

王校长从书柜里抽出本红皮笔记本，翻开是“太原第五中学校历年优秀毕业生名单”，我的名字后面写着“1961年全国理科状元，清华大学”，他指着那行字说：“你可是咱市里中学的招牌！上次去地区开会，人家都问‘你们咋教出这么个娃’！”

我赶紧说“都是老师们教得好”，还把想暑假回校给学弟妹讲备考经验”的想法说了，王校长听得眼睛发亮，立马让王师傅记在笔记本上：“这事得办！让娃们都学学你的劲头！”

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王校长留我吃饭，师母从厨房端来饭菜：一碗炒白菜，一碗土豆丝，还有白面馒头。师母笑着说：“韩浩，别嫌弃，家里就这点东西，你多吃点。”

“不嫌弃，”我拿起馒头，咬了一口，白面馒头的香味在嘴里散开——1962年的白面很稀罕，王校长肯定是省下来的。

吃完饭，我跟王校长、刘老师、张老师道别，王校长送我到门口，说：“韩浩，以后常来，有啥困难跟我说，咱学校能帮的，肯定帮。”

“您放心，”我点头，“暑假我一定回来，给学弟妹们讲备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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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早上，我特意提前半个钟头出门——去郭部长家得更正式些，我把带来的特产重新整理了一遍：冻鱼用新的稻草捆好，腊肉和兔肉干用红布包着，烟和酒放在最上面，还把郭部长去年送我的钢笔揣在口袋里，想着见面时提一提，让他知道我没辜负他的心意。

王斌叔的驴车走在去地区干部家属院的路上，路过公社驻地时，看到不少干部骑着自行车上班，他们穿着藏青色的干部服，袖口别着钢笔，见了王斌叔，还笑着打招呼：“老王，这是去干啥？”

“跟浩娃子去一趟市里！”王斌叔大声说，语气里满是骄傲。

干部家属院在市区的东边，是三层的青砖楼，门口有个传达室，里面坐着位警卫，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我跟警卫说明了来意，警卫给郭部长家打了个电话，确认后，才让我们进去。

家属院的院子里很干净，雪扫得很整齐，楼前的空地上种着几棵松树，冬天还是绿的。郭部长家在二楼，我拎着东西往上走，楼梯是水泥的，有点滑，我小心翼翼地扶着扶手。

刚到二楼，就听见“吱呀”一声门响，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探出头来——约莫十二岁，穿着件小碎花棉袄，辫子上系着红绳，手里拿着本连环画（是《鸡毛信》），眼睛亮得像星星。

“你找谁呀？”她仰着头问，声音甜甜的。

“我找郭部长，”我笑着说，从口袋里摸出个红包（用春联剩下的红纸叠的，里面包了两块钱），“这是给你的压岁钱，买糖吃。”

小姑娘接过红包，打开看了看，高兴得蹦了起来：“谢谢大哥哥！我叫郭芙蓉，你跟我来，我爷爷在屋里呢！”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走，刚进客厅，我就愣了——沙发上、椅子上坐满了人，个个穿着藏青色的干部服，袖口别着钢笔，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茶，烟味混着茶水味飘过来，比公社开会还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