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邦被法警按住，颓然坐下，大口喘息，在所有人看来，他的辩解在控方逻辑严密的指控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就像一个陷入绝境的疯子在胡言乱语。连他自己都觉得，那番吼叫听起来多么不可信。

陈天衣整理了一下袍袖，转向陪审团，语气恢复了平静，却更显致命：“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真相不言自明。一个将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和最终谋杀，粉饰成‘救人’和‘被诬陷’的执法人员，他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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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一个声音再次响起。

说话的是张崇邦的辩护律师，刘永仁大律师，与陈天衣的锋芒毕露不同，刘律师的声音显得沉稳而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我理解控方同僚及法庭对被告人刚刚提出之指控的惊讶与审慎。然而，我当事人张崇邦督察此刻并非在毫无依据地混淆视听或推卸责任。他正是在陈述一个被隐藏的、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背景——即来自其直属上司，司徒杰总督察的明确暗示与压力。”

陈天衣立刻起身：“反对！法官大人，辩护律师正在将其当事人未经证实的臆测包装成事实！”

刘永仁不慌不忙地转向法官：“法官大人，我并非在陈述臆测。我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他拿起一份文件，“这是案发当晚，警方通讯记录显示，在张崇邦督察带队出发抓捕阿强约十五分钟后，他曾在行动指挥车内，与司徒杰总督察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分三十七秒的通话。”

他走向陪审团，将通讯记录的复印件展示其关键部分。

“根据我当事人的清晰记忆，以及我们后续调查中获取的相关信息，在这通电话中，司徒杰总督察在得知已经有了被绑架人的线索，且被绑架人霍先生面临死亡威胁，时间万分紧迫后，明确指示：‘他只要结果，立刻！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过程我不管，只要霍先生平安！’等暗示！”

刘永仁放下文件，目光扫过陪审团每一张面孔：“‘非常方法，过程我不管’。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试问在一个执法体系内，一位高级警官对其下属说出这样的话，在一个救人心切、压力巨大的年轻督察听来，这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对程序正义的默许放弃，一种对‘只要结果正确，手段可以变通’的强烈暗示吗？”

他继续道：“正是这番来自上级的指令，让我当事人张崇邦错误地认为，他得到了‘便宜行事’的授权，从而做出了将嫌疑人带离正规处理程序，前往仓库进行紧急讯问的错误决定。他的初衷，始终是为了拯救霍先生！他的错误，在于过于相信上级的暗示，并采取了逾越法律红线的手段。但究其根源，这背后是否存在着一种默许甚至鼓励这种‘结果导向’文化的上级压力？”

陈天衣再次反对：“法官大人！这是对通话内容的极端曲解！‘非常方法’完全可以指在法律框架内更积极的侦查手段！”

法官沉吟片刻，看了看控方，又看了看辩护方，最终裁定：“反对部分成立。陪审团应知悉，对通话内容的解读存在争议。但鉴于辩护方提出了具体的时间点和内容指控，这与本案的核心情节——被告人为何会非法拘禁死者——有重大关联。本席认为，有必要传唤被指控方出庭说明情况。”

法官敲下法槌，声音庄重：“本庭现传唤，司徒杰总督察，出庭作证。”

全场目光瞬间聚焦于证人入口。片刻后，身着笔挺警服、肩章上徽记闪耀的司徒杰，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入法庭。他面容肃穆，眼神坚定，先向法官微微鞠躬，然后端正地在证人席坐下，宣誓所言属实。

在刘永仁律师的引导下，司徒杰确认了案发当晚与张崇邦的通话存在。

刘永仁直接切入核心：“司徒总督察，请问你在电话中说的‘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具体是什么意思？你是否在暗示或默许张崇邦督察，可以采取超越法律程序的‘非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