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他又看向周振国开口说道：

“这件事儿的关键，在于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约束。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次特殊的对外文化交流任务来策划，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因私出国。”

李卫民闻言，立刻反驳道：

“刘主任，你说得倒是轻巧！纪律怎么约束？嘴长在别人身上！那些西方记者为了博眼球，什么问题都敢问！

陈川才三十出头，他能有多少政治经验和应对能力？

到时候被设计了，掉进舆论陷阱，谁来负责？你？还是我？”

对于这句话，谭梅副团长据理力争道：

“我们可以进行严格的出发前培训，制定详细的采访预案和应答口径。

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经验丰富的同志随行，全程监督指导。

陈川同志虽然年轻，但他在应对星辰娱乐事件、面对国内复杂舆论时表现出的沉稳和智慧，大家有目共睹。

我本人是相信他有这个基本素质的，我们不能永远把他当成需要护在翅膀下的雏鸟！”

对此，孙浩冷笑一声，看向谭梅说道：

“谭副团长，你这就是把国家形象和军队声誉，押宝在一个年轻人的‘基本素质’和‘应变能力’上！

万一呢？要是真出了这个‘万一’，我们谁承担得起？

别忘了，他还有华纳老板的身份，国外资本诱惑有多大？

万一演出效果轰动，国外唱片公司开出天价合同，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能保证他不动摇？

到时候人才流失，我们文工团就成了笑话！”

会议内的争论逐渐趋近于白热化，只不过谁都无法说服对方，会议室内直接陷入到了僵持阶段。

支持方有谭梅、刘建军。

反对方则是李卫民、孙浩、赵启明。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