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庄披上棉袄迎出去。王建国站在院子里，脸冻得通红，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凝成一团。
“咋了？”
“榛子林那边，来人了！”王建国喘着粗气，“不是咱屯子的，是县里来的，开着一辆大头鞋（老式吉普），说是要跟咱合作社谈生意！”
“谈生意？这个点儿？”杨振庄皱眉。正月十五刚过，晚上七点多，天已经黑透了，哪个正经生意人会这个点儿跑到山沟沟里来？
“我看那几个人不地道。”王建国压低声音，“领头的是个瘦子，戴着鸭舌帽，说话油腔滑调的。他一开口就问咱榛子林今年的产量，还问咱鹿场养了多少头鹿。我说这得跟董事长谈，他就在那儿阴阳怪气的，说‘杨振庄架子大’。”
杨振庄心里有数了。这不是来谈生意的，这是来踩盘子的。
“走，去看看。”
杨振庄披上羊皮袄，戴上狗皮帽子，跟着王建国出了门。临走时回头对王晓娟说：“把门插好，谁叫都别开。”
榛子林边的合作社办公室还亮着灯。透过结霜的玻璃窗，能看见屋里站着三四个人。杨振庄推门进去，一股浓重的烟味扑面而来。
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子，穿着件八成新的军大衣，鸭舌帽压得很低，帽檐下一双眼睛贼溜溜地转。看见杨振庄进来，他立马堆起笑脸，伸出手：“哎呀，杨董事长，久仰久仰！我姓钱，大伙儿都叫我钱老三，在县城做点山货生意。”
杨振庄没伸手，在办公桌后坐下：“钱老板，这么晚来，有啥急事？”
钱老三讪讪地收回手，也不恼，自顾自地在椅子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杨董事长是个爽快人，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听说你们合作社今年榛子大丰收，我这边有几个南方的客户，想包圆了。价钱好商量，比你卖给供销社高两分。”
“高两分？”王建国冷笑，“钱老板，你打听过行市没有？今年县供销社的收购价是三毛八，你给四毛？糊弄鬼呢？”
钱老三脸色不变，笑眯眯地说：“这位兄弟别急嘛，生意是谈出来的。四毛不行，四毛二？四毛五？咱们慢慢商量。”
杨振庄一直没吭声。他盯着钱老三看了足足半分钟，看得钱老三脸上的笑都快挂不住了，才开口。
“钱老板，你这一车能拉多少？”
钱老三眼睛一亮：“有多少要多少！一万斤两万斤都吃得下！”
“现钱结账？”
“现钱！当场点票子！”
杨振庄点点头，又问：“钱老板在县城做山货生意，是哪家铺子？”
钱老三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小本经营，没有铺子，就是跑单帮的。杨董事长放心，我钱老三在道上混了十几年，信誉没得说。”
“道上？”杨振庄慢慢重复这个词，“钱老板在哪个道上混？”
钱老三脸色变了。他身后两个跟班也站直了身子，屋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杨董事长，”钱老三收了笑脸，“你这话是啥意思？”
杨振庄站起身，背着手走到窗前。窗外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片榛子林就在那儿，那些被兔子啃坏的树苗也在那儿，还有一千多块钱打了水漂的账，也在那儿。
“钱老板，你打哪儿来，我不问。你跟谁混，我也不问。”杨振庄没回头，“但靠山屯这块地，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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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三腾地站起来：“杨振庄，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带着现钱来收货，是看得起你！你以为你是谁？一个土老帽儿，腰里系麻绳，头顶锅盖进城，买个汽水不会退瓶，找不到厕所旮旯也行的主儿，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1
这话把王建国彻底激怒了。他一拍桌子：“你他妈说谁呢？”
钱老三的跟班也往前逼了一步。两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手。
“建国。”杨振庄没转身，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让开。”
王建国咬着后槽牙，退到一边。
杨振庄这才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回办公桌前。他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钱老三。
“钱老板，榛子林的货，合作社今年一斤都不外卖。”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里，“供销社收三毛八，我们卖三毛八。你有本事让供销社涨价，我就卖给你。没这个本事，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钱老三脸色铁青：“杨振庄，你这是在断自己的财路！”
“我的财路，不劳你操心。”杨振庄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水，“建国，送客。”
钱老三带着两个跟班，骂骂咧咧地走了。吉普车的引擎声在夜色里格外刺耳，一路向东，消失在二道岭的方向。
王建国关上门，气得直喘粗气：“振庄哥，这王八羔子明摆着是来踩盘的！他给四毛五？呸！他收完货转手卖到南方，最少翻一倍！”
“我知道。”杨振庄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支烟，“他不是供销社的人，也不是正经商人。他是黄老板的人。”
“黄老板？”王建国愣了，“他不是让纪委查了吗？怎么还敢冒头？”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杨振庄吐了口烟，“黄老板的木材生意黄了，可他人还在，关系还在，钱也在。他这是换了个法子，想从山货上找补。”
“那咱们咋办？”王建国急了，“他这次不成，肯定还有下次。榛子、鹿茸、獐宝，都是抢手的货，他要是年年派人来搅和，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杨振庄没接话。他抽着烟，看着窗外出神。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建国，明天你去找刘教授，问问他榛子林防野兔的事。另外，把孙铁柱叫来，我有事交代。”
王建国应了，可心里还是不踏实：“那钱老三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