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湾的春天，海风依然料峭，但阻挡不住向海洋进发的热望。大连港外，两艘经过改装的五百吨级拖网渔轮“辽渔101”和“辽渔102”，在进行了最后的补给和设备调试后，拉响了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它们的目标，是黄海东部和日本海西南部的传统渔场。这是新中国自主组织的远洋捕捞船队首次奔赴较远海域作业，船上配备了初步的冷藏设备、较先进的探鱼仪（仿制改进苏联型号），以及由大连食品厂技术人员随船指导的初级海产品加工设备。

码头送行的人群中，李云龙心情激动，又有些忐忑。他知道，这一步跨出去，意味着资源、风险、技术的全面考验。但他更相信那些在船厂里摸爬滚打、亲手修复机器、参与设计的工人们和哈工大的师生们。

几乎在渔轮启航的同时，大连造船厂新区，“辽海一号”千吨货轮的主体结构已经合拢，进入了紧张的舾装和设备安装阶段。那两台修复的日本旧柴油机经过进一步优化，将与新仿制的齿轮箱和轴系连接，成为这艘船的心脏。来自鞍钢的钢板在阳光下泛着暗蓝的光泽，船体线型流畅，虽然还远谈不上美观，但透着一种扎实的力量感。

更令人振奋的是，“实验点”（现正式命名为“大连船舶与机械工艺研究所”）内，那台历经周折获得的东德插齿机，在谭师傅团队和哈工大机械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完成了调试，更成功试制出了第一批用于船用齿轮箱的人字齿轮。虽然精度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齿形完整，啮合平稳，标志着大连在船舶动力传动关键部件自主制造上，实现了零的突破。

“李所长（李云龙兼任所长），咱们是不是该考虑，下一步弄点能加工更大模数齿轮的设备？或者，研究研究螺旋伞齿轮？”谭师傅拿着新出的齿轮样品，眼中闪烁着技术人特有的光芒。

李云龙看着那泛着金属光泽的齿轮，豪情满怀：“搞！当然要搞！老谭，你们立了大功！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先把这批齿轮装到‘辽海一号’上，用起来，看看效果。需要什么设备、什么资料，列清单！我想办法！赵政委说了，苏联人那边，可能有门路搞到些‘非最敏感的’二手精密加工设备信息，咱们得准备好‘菜单’！”

研究所的隔壁，新划拨的场地上，几排简易厂房正在搭建。这里将是“大连海洋食品精深加工中试基地”。从“辽渔”船队捕获的第一批渔获，将在这里被试验加工成鱼糜、鱼粉、浓缩鱼油、以及各种风味鱼罐头和即食海产品。食品研究所的技术员们，正与“海鸥”团队机械小组合作，设计制造一些小型的去鳞机、采肉机、蒸煮干燥设备。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和机器的油味，却孕育着将蓝色粮仓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希望。

平壤，新任苏联专家彼得罗夫表现出一种与伊万诺夫截然不同的风格。他更愿意与中朝技术人员进行“平等”的技术交流，甚至主动分享一些苏联国内“非保密”的轻工技术简报，对清津厂的“TC-1”系统也表示出“学术上的兴趣”。然而，程佩珊和朴成浩都察觉到了他温和表象下的探寻。他问的问题往往更深入，更触及技术决策过程和背后的资源支持体系。

在一次关于服装厂标准化管理的讨论会后，彼得罗夫“随意”地问程佩珊：“程同志，我听说中国同志在大连的服装生产，已经应用了一些自动化的辅助设备，效率很高。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组织朝鲜同志去参观学习一下？这对于提高朝鲜轻工业水平会很有帮助。”

程佩珊心中警铃微响，但面上保持微笑：“彼得罗夫同志，您的建议很好。不过，大连那边也还在探索阶段，设备不稳定，恐怕会浪费朝鲜同志的时间。等我们总结经验，形成更成熟的模式后，一定邀请朝鲜同志去交流。目前，我们更倾向于通过资料交换和联合研讨的方式，把一些初步的经验，比如我们在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一些做法，分享给朴成浩同志他们，这样可能更务实。”

她巧妙地将“设备参观”引向了“资料交流”，并将朝方技术人员推向前台，既保护了己方核心，又巩固了与朴成浩等务实派的关系。彼得罗夫没有坚持，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程同志考虑得很周全。技术交流，方式确实可以多样。”

与此同时，朴成浩领导的“技术互助研究小组”在程佩珊的暗中支持下，活动更加活跃。他们开始系统地整理、翻译那些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俄文、德文、英文技术资料，并尝试编写一些结合朝鲜实际条件的“简易技术指南”。程佩珊则将从大连“实验点”传来的、关于齿轮加工、密封技术、食品杀菌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经过脱敏处理），作为“习题”提供给他们讨论。这种基于共同兴趣和实际问题驱动的交流，逐渐凝聚起一批真正热爱技术、渴望突破的朝方青年骨干。这个非正式的网络，如同一株在石缝中顽强生长的藤蔓，其韧性或许远超外界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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