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都知道。

时间在无声的对峙中缓慢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台上的戏似乎唱完了。班主扯着嗓子说了几句场面话，台下响起几声零落的掌声，人群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去，议论着今晚的戏码。戏班子的人开始忙碌地收拾道具，拆卸戏台，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台上的那个“青衣”，在人群散去、灯火阑珊中，悄无声息地转身，退入了后台的阴影里，消失不见。仿佛她从未出现过。

但我知道，她走了，只是暂时的。

我挣扎着，用尽全身残存的力气，从冰冷的地面上爬起来。双腿软得像面条，每一步都踉踉跄跄。我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空壳，失魂落魄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镇子尽头我那间阴暗潮湿的杂货铺挪去。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和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没有点灯，直接瘫倒在那张冰冷的木板床上。

那一夜，我发起了高烧。比多年前在北平戏院那次更加凶猛。意识在滚烫的火焰和冰冷的寒流中反复煎熬。梦中，那盏巨大的水晶吊灯在眼前疯狂摇晃，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冰冷的、暗红的血珠如同暴雨般劈头盖脸地砸落；一张张空白的面具在黑暗中旋转、飞舞，发出无声的尖笑；还有那声幽怨的、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叹息，始终在耳边萦绕不去……

我在病榻上缠绵了不知多久，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便睁着空洞的眼睛，望着结满蛛网的天花板；糊涂时，便胡言乱语，喊着“灯！”、“血！”、“面具！”。镇上唯一的老郎中来看过几次，开了几副安神退烧的方子，摇头叹息着离开。邻居们送来的饭菜放在门口，大多原封不动地馊掉。

当我终于从这场几乎要了我性命的高烧中挣扎过来时，我已经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头发花白了大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

我挣扎着爬下床，用最后一点力气，拉下了杂货铺的挡板，从里面用一根粗木棍死死抵住。然后，我回到里屋，关紧了窗户，拉上了厚厚的、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窗帘。

光，被彻底隔绝在外。

我将自己，锁在了这片永恒的昏暗之中。

镇上的人起初还会议论，偶尔有好心人会来敲门询问。但我从不回应。时间久了，人们便渐渐忘了杂货铺里还住着一个人。只有顽童经过时，会指着那扇永远紧闭的门窗，窃窃私语，说里面住着一个疯老头。

只有我知道，我没疯。

我的神智，从未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我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我只是在等。

等那出许多年前在北平华彩大戏院没有唱完的《牡丹亭》，再次开锣。

等那个无面的青衣，再次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