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动了。

没有引擎声，没有轨道摩擦声，但窗外的景色在流淌。不是现在的十月初五街，而是老梁记忆中的模样：霓虹招牌写着“昌盛押”，骑楼下摆着云吞面摊，墙上贴着1948年电影《清宫秘史》的海报。

恐惧像藤蔓缠住心脏，但另一种情感在破土——亲切感。这些面孔他见过，在千万个来回中。那个总在红窗门街口上车的教书先生，那个每周末去新马路买胭脂的姑娘，那个总在暴雨天乘车的盲眼乐师……

“梁师傅。”

有人叫他。

车厢尽头，站着一个穿深蓝长衫的老人，手里拎着医箱。老梁的呼吸停了。那是陈医生，死于1959年白喉疫情的中医师，总在深夜出诊后乘末班车回家。

“最后一班了？”陈医生微笑，眼角的皱纹堆叠如澳门老街的巷弄。

老梁想点头，脖子僵硬。他想说话，舌头粘在上颚。

“别怕，”陈医生的声音像从水里传来，“我们只是想…再坐一趟。”

更多的声音加入：“梁师傅记性最好，从来不错站”“有次我缺两分钱，他帮我垫了”“台风天他总等所有人都上车才关门”……

恐惧在溶解，被一种汹涌的悲怆替代。老梁的视线模糊了，不是怕，是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年的每一个点头、每一次报站、每一枚清点的硬币，都在时间里刻下了看不见的轨道。而今晚，这些轨道显形了。

电车驶过不存在的桥，下面是1937年的内港。渔船灯火如幽冥之眼，咸水歌隐约飘来。一个穿学生装的少年起身拉铃，下车前对老梁鞠躬——那是1949年去了香港再没回来的李家的独子。

“铛。”少年投币的地方，空气泛起涟漪。

老梁突然站起，动作太猛，膝盖撞到座椅。他走到驾驶台旁——虽然无人驾驶，但电车平稳前行。他做了三十年来每晚重复的动作：拉响铜铃。

“叮叮——”

铃声中，幻影们齐齐转头看他。那一张张脸上没有恐怖，只有温柔的、属于旧时光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