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站在门外，手里的工资袋掉在地上，里面的钱撒了一地。他浑身发冷，明明是夏天，却觉得像掉进了冰窖里。原来老王早就给工地上的每个人都买了意外险，保费却从工友们的工资里扣了——父亲想起每个月工资条上都有一项“杂费扣除”，问会计时，会计只说是“公司规定”，原来那就是保费。张老汉出事后，老王用三万块打发了杨爱国，却瞒着所有人，拿着公司的名义领了八万的理赔款——也就是说，张老汉的一条命，不仅没让老王花钱，还让他赚了五万块。

父亲捡起地上的钱，手抖得厉害，连钱都数不清。他冲出工地，找到正在干活的卫国，把这事告诉了他。卫国听了，气得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摔，铁锹头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这黑心的东西！”卫国红着眼睛，就要去找老王算账，“张叔一辈子老实巴交，累死累活，最后却成了他赚钱的工具！我跟他没完！”父亲拉住他，声音沙哑：“你去了又能怎么样？他早把字签了，咱们没证据。你要是闹起来，他把你开除了，你一家老小怎么办？”

卫国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眼泪掉了下来：“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这么欺负人？张叔泉下有知，能瞑目吗？”父亲没说话，只是掏出烟斗，装了烟丝却没点燃，任由烟丝散落在地上。阳光刺眼，照在工地上的钢筋上，反射出冷光。父亲看着远处忙碌的工友，看着那些跟张老汉一样，为了生活奔波的人，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知道，老王说得对，他们没钱没势，跟老王耗不起——这就是底层人的无奈，连愤怒都要忍着，连悲伤都要藏着。

而此时的老王，正坐在家里的餐桌前，对着一桌子菜，眉飞色舞地跟儿子讲着自己的“精明”。他家客厅摆着新买的彩电，墙上挂着山水画，跟工棚里的简陋截然不同。儿子刚上初中，正扒拉着碗里的红烧肉，听老王说话时眼睛里满是崇拜。“儿子你知道不？上次咱们工地出的那事，那个老头摔没了，你猜爸怎么着？”老王夹了块排骨，得意地晃了晃，“爸在保险公司那操作了一下，不仅没赔钱，还净赚了五万块！这就叫会算账，懂不？以后你长大了，也得学爸这样，不然怎么赚钱？”

坐在旁边的王媳妇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平时很少管老王的事，可这次却忍不住开口：“老陈，你别跟孩子说这些。有些钱能赚，有些昧良心的钱咱不能赚——那可是一条人命啊！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恐怕这事对咱们不好，别到时候遭报应了。”

老王脸色一沉，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你懂什么？我赚钱养家容易吗？不这么干，怎么给你买金镯子，怎么给儿子报补习班？报应？那都是骗傻子的！只要能赚到钱，管他什么良心不良心！”王媳妇还想说点什么，可看着老王不耐烦的脸，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是默默地给儿子夹了块青菜，眼神里的担忧更重了。窗外的天黑了下来，路灯亮了，可这屋里的光，却照不进老王心里那片被算计填满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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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父亲抽烟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圈在他眼前飘着，像是张老汉没说完的话，像是那些被算计的血汗钱。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每天只是闷头干活，见了老王就绕着走，眼神里满是冰冷。卫国也变了，干活时更沉默了，只是偶尔休息时，会拿出烟丝，给父亲递上一点，俩人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工地上的气氛也变了，工友们渐渐知道了这事，虽然没人敢明着说，但看老王的眼神里都带着愤怒和厌恶。可没人敢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为了生活，他们别无选择。

杨爱国再也没回过工地，听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过。父亲偶尔会想起他，想起他跪在坟前的样子，想起他给父亲买的降压药。不知道他在南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儿子，爷爷是怎么没的。有时候父亲会对着张老汉的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张老汉笑得很慈祥，手里抱着孙子，眼里满是疼爱。父亲总会想，如果张老汉知道自己的命被老王算计成了钱，会不会难过？会不会不甘？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干不动工地的重活，就回了家附近的小厂当门卫。他把那把老烟斗带了回来，挂在堂屋的墙上，每天都会拿下来摩挲一会儿。烟杆上的枣木纹路，被他摸得更亮了，可那些藏在纹路里的故事，却越来越清晰。有次我问他：“爸，你还想张爷爷吗？”他点点头，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沧桑：“想啊，怎么能不想呢？他那么好的人，一辈子没享过福，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

去年冬天，卫国来家里做客，还带了一包好烟丝——是张老汉生前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