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站的李工推了推眼镜，提出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你们的技术核心是新型生物膜反应器，宣称脱氮除磷效率高。但根据我们以往经验，这类技术在进水水质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菌群容易失活，你们如何保证稳定性？”

这次，王总让技术负责人详细解释了菌种筛选、驯化和应急调控方案，回答专业而详尽。

叶凡始终安静地听着，只在关键时刻，用最精炼的语言补充法律或程序上的要点。

“根据《环境保护法》及相关实施细则，国家鼓励环境污染治理新技术的应用示范。清源绿科提出的方案，符合‘试点先行’的政策精神，且主动承诺承担额外监管成本与明确自身责任，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风险。”他的声音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将技术讨论适时地拉回到政策和法律的安全区。

法制科的同志点了点头，似乎在法律层面认可了这种操作的可能性。

张科长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对方准备之充分，态度之诚恳，尤其是主动承担监测费用和责任承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的一些顾虑。他原本预想的，是对方会拿着政策文件来施压，或者空谈技术前景，没想到对方把最难啃的骨头——责任和成本——主动揽了过去。

“嗯……”张科长沉吟了一下，“你们的方案，听起来是考虑得比较周到。不过，这件事不是我一个科室能定的，还需要上会研究，可能还要征求市局相关处室的意见。”

这就是体制内的节奏，不可能一蹴而就。

“理解，完全理解。”王总连忙表态，“我们等待局里的研究结果。在此期间，有任何需要补充的材料或者需要澄清的问题，我们随时配合。”

会议在一种不算热烈，但至少是建设性的气氛中结束。没有拍板，但也没有关上大门。

送走环保局的人，王总长长舒了口气，擦了擦额角细微的汗珠，对叶凡说：“叶律师，多亏了你提前准备的那些问题，不然今天真要被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