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又亮了，“咔嚓”“咔嚓”“咔嚓”，像几百只鸟在叫，叽叽喳喳的，吵得人耳朵疼。摄像机的红色指示灯还在亮着，像一只只睁大了的眼睛，盯着台上的人，不眨，不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韩振宇转身，从侧门离开了多功能厅。他的步伐很快，不是那种“我有很多事要忙”的快，是那种“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秒”的快。

他的背还是那么直，肩膀还是那么展，头还是那么微微扬起，但他的脚步出卖了他——他在逃。不是在跑，是在走，但走得很快，快到像在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多功能厅的二层，贵宾房。

这个房间不大，装修却很讲究。地板是实木的，深棕色，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咚咚”声，像在弹奏一首简单的曲子。

墙壁上贴着米白色的壁纸，壁纸上有暗纹，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柔和的光。窗户很大，整面墙都是玻璃，透过玻璃窗，能清楚地看到楼下多功能厅的全貌——主席台、背景板、观众席、记者们、摄像师们、灯光师们。

韩父站在窗前，双手背在身后，看着楼下。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头发花白，但梳得整整齐齐的，用发胶固定住，一丝不苟。

他的背微微有些驼，不是老了的驼，是那种长期伏案工作、长期低头看文件、长期弯腰签字造成的驼。

他的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一样，每一道皱纹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岁月。

韩母站在他旁边，手扶着窗台，身体微微前倾，好像在努力看清楼下的每一个人。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旗袍，旗袍的领口有一颗盘扣，扣子是翡翠的，绿得发亮。

头发盘起来，用一根玉簪别着，耳朵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珍珠圆润饱满，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她的脸上化了淡妆，但遮不住眼角的皱纹和眼底的疲惫。

她看起来很紧张——不是那种“我很害怕”的紧张，是那种“我在等一个结果”的紧张。像一个母亲在医院的手术室外面等她的儿子做手术，手术灯还亮着，门还关着，她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她只能等。

韩振邦站在韩父身后，离他大概两步的距离。他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站得很直，像一个士兵在等待命令。

他的表情是那种刻意控制的、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的、但眼底却翻涌着不甘和鄙视的表情。他的嘴角微微往下撇着，不是在不高兴，是在忍耐——忍耐着不要笑出来，忍耐着不要说出心里的话，忍耐着不要把那种“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的得意表现出来。

韩父没有看他，但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三个人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韩振宇讲话。

韩振宇站在聚光灯下，面对着几十台摄像机，几百只眼睛，几千个问题。他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传到二楼，有些失真，像隔着一堵墙在听，听不太清，但能听到他的语气——从容的、沉稳的、像一个好人一样的语气。

他说那些消息是假的，他说他是被冤枉的，他说他失去了妻子，他说他很痛苦。

韩母的手紧紧地攥着窗台的边缘，指节发白。她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她的嘴唇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那种微微的、像蝴蝶翅膀扇动一样的抖。

她在心疼——心疼她的儿子站在风口浪尖上，被那么多人攻击、质疑、嘲笑。她想冲下去，站在他旁边，对那些记者说——“我的儿子不是那样的人，你们不要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