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名，有些邓枫在德国时有所耳闻，有些则完全陌生。但它们散发出的气息，与他平日接触的三民主义教材、步兵操典截然不同，带着一种冰冷的理性分析和炽热的变革渴望。

“今晚，我们抛开那些冠冕堂皇的条文，聊聊这些‘禁书’。”杨松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最后在邓枫脸上停留片刻，“聊聊，它们到底说了什么，为何会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他拿起那本《共产党宣言》，并未照本宣科，而是用最朴实的语言，剖析着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阐述着剩余价值理论，描绘着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破旧世界的壮阔图景。他的讲述，结合着中国当下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在租税盘剥下的挣扎、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的现实，听得人血脉贲张，又脊背发凉。

肖林显然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他激动地补充着一些工人罢工的实例，分析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另外两名学员则听得目瞪口呆，显然这些理论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时提出一些困惑的问题。

邓枫沉默地听着，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些理论，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他归国以来所见的一切怪现状——上海租界的屈辱、闸北街头的流血、农村的凋敝、军阀的混战——层层解剖，露出了其下深层次的经济与阶级根源。他一直以来那种“技术救国”却深感无力的迷茫，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更为根本的出口。

“可是，”一名学员犹豫着提出疑问，“依靠工人和农民，他们……他们大多没有文化，缺乏组织，真的能成事吗？”

杨松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了那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看这里面写的！农民一旦被发动起来，能爆发出怎样改天换地的力量！他们不是没有力量，是没有人去唤醒和组织他们！而我们，”他的目光变得炽热，“我们这些读过书、懂得道理的革命者，责任就在于去做那唤醒和组织的人！”

陈赓插话道，语气带着他特有的诙谐与尖锐：“指望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发善心救国？不如指望公鸡下蛋！看看我们身边，有些人喊着革命口号，心里想的不过是取代旧军阀，自己成为新军阀罢了！真正的革命，必须是从根子上换一片天地！”

小主，

讨论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激烈。话题从理论延伸到实践，从国际共运谈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邓枫偶尔也会开口，他结合自己在德国的见闻和对中国工业基础的了解，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如何斗争，革命政权如何应对外部干涉和内部建设等。他的问题切中要害，显示出深厚的思考，引得杨松多次投来赞赏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