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住他的腿。”邓枫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用最好的药，多少钱都行。”

“可是现在药品紧张...”

“我来想办法。”

邓枫在病床前坐下，握住罗友胜粗糙的手。这只手曾经端过机枪，抡过大刀，现在却冰凉无力。他想起在南昌战役时，罗友胜背着他冲过火线，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

“兄弟，”邓枫轻声说，“坚持住。我还等着你跟我回长沙，去吃火宫殿的臭豆腐。”

罗友胜的眼皮动了动。

深夜，邓枫在医院临时办公室召见赵永明和几位军医。

“我需要一种药，”他拿出一张德文药名，“磺胺类消炎药，德国拜耳公司产的。”

一位军医面露难色：“这种药现在比黄金还贵，而且...”

“而且都被高层囤积了，是吗？”邓枫冷笑，“列个清单给我，哪些人手上有这种药。”

名单很快送来。邓枫扫了一眼，上面有几个熟悉的名字——都是南京军政要员的亲属或门生。

“准备一辆车，”他对赵永明说，“明天一早回南京。”

“总指挥，您刚来...”

“救人要紧。”

回程的专列上，邓枫一夜未眠。他在脑海中盘算着每一个可能弄到药品的渠道。军需署署长的小舅子做药品生意，军政部次长的侄子开西药房...这些都是他在国防部这段时间掌握的信息。

天蒙蒙亮时，列车驶入南京站。邓枫没有回官邸，直接让司机开往军政部次长官邸。

清晨六点，次长家的门房睡眼惺忪地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位中将，吓了一跳。

“通报次长，作战厅邓枫有急事求见。”

次长穿着睡袍在书房接见了他。听完来意，这位圆滑的政客面露难色：“云帆啊，不是我不帮忙。现在药品管制很严，我那个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