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柏年把一样东西交给我保管，让我等一个姓昭的年轻人来拿，”司机的声音压的很低，“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这个人会来找我。”

我问是什么东西，对方说见面就知道，然后挂了电话。

浩哥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这个时间点太巧了，”他说，“周建华刚发完明天，卢柏年的司机就冒出来了，很可能是个局。”

双哥从隔壁房间过来，他刚才一直在打电话，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记了几行字。

“我问了在越秀区开茶楼的朋友，”双哥说，“卢柏年之前确实有个专职司机，三十出头，卢柏年死后这个司机就消失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天还没亮，夏茅的街道空荡荡的，路灯把地面照成一片昏黄。

“明天我去越秀公园，”我转过身，“但要做好准备。”

浩哥点头，“小东哥提前两小时到公园踩点，我在外围接应，你单独进去见人。”

双哥说他安排人在公园周围几个路口守着，一有情况立刻通知。

七点半，我换了衣服准备出门。

八点四十，我到了越秀公园北门。

小东哥已经在附近转了一圈，对讲机里传来他的声音。

“公园里没有可疑的人，但北门对面茶餐厅二楼窗口坐着两个穿便装的男人，一直在盯着公园门口。”

我按下对讲机，“知道了，你继续盯着。”

九点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从公园里面走出来，穿着旧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他在门口停住，往四周看了一圈，然后朝我走过来。

“你是昭阳？”

我点头。

他把帆布包递过来，“卢柏年让我等的就是你。”

我接过包，拉开拉链，里面是一盒录像带，外壳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日期，1997年8月15日。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司机说，“卢柏年只告诉我，这盒带子比那些纸更要命。”

他说完转身要走，我叫住他。

“你这两年躲在哪里？”

司机停住，回头看我。

“我没躲，一直在广州，只是换了个身份在白云区一家物流公司开货车。”

他停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