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意刺骨，但对于那些在田埂边搭建窝棚的屯垦营士兵和返乡的流民来说，这场雪带来的不仅是严寒，更有一份对来年“瑞雪兆丰年”的渺茫期盼。

陆铮推行的诸项政令，如同在这片冻土上艰难蠕行的蚯蚓，缓慢却执着地改变着土地的面貌。

番薯的推广，遭遇了意料之中的阻力。

从福建高薪聘请来的老农，操着难懂的闽语，在成都府衙门前，当着众多将信将疑的本地老农和胥吏的面，亲手示范如何切块、育苗、打垄。

一些被选为试点的村庄，里长挨家挨户地分发着那些看起来干瘪丑陋的薯种，得到的回应多是犹豫和嘀咕。

“督师大人是好心，可这海外来的物件，真能比咱们的稻米养人？”

“这东西，听说都是穷苦人家没饭吃才种的，上不得台面……”

“万一种下去，颗粒无收，这日子可怎么过？”

恐惧源于未知，保守源于习惯。尽管官府承诺借种，甚至承诺若绝收则免除借贷。

但千百年来对土地和传统作物的依赖，让大多数人选择了观望。

陆铮没有强令推行，他知道那只会适得其反。他选择了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榜样和利益。

他下令，所有屯垦营，必须划出至少三成土地，强制种植番薯，并纳入考核。

同时，他让布政使司出面，与成都城内几家大酒楼洽谈，高价收购番薯，制作成各式点心、菜肴，甚至由陆铮自己在公开场合品尝，试图引导风气。

屯田之事，则伴随着刀光剑影。

被编入“屯垦营”的士兵和降卒，在划分好的田地上安营扎寨。

他们砍伐竹林、树木，搭建起简陋的窝棚，用缴获和打造的简陋农具，开始清理碎石、平整土地。

冬日土地坚硬，劳作异常辛苦，手掌磨出血泡是常事。但陆铮兑现了承诺，他们的口粮比普通士兵供应更足，偶尔还能见到一点油腥。

更重要的是，孙应元派人明确告知，这些土地未来的产出，与他们自身的收益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