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未说完，黄岚瑛便急切地用暗语说道：“表叔，你侄儿家出事了，他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去上海虹口提篮桥的黄浦江边等他，他说要把欠你的钱还给你，然后他要离开上海去苏州老家了。”

苗玉林立刻明白了情况，“还钱”意味着有重要情报要交接。他沉稳地回应：“晓得啦，你转告他，今天晚上九点见。”

黄岚瑛挂断电话，走出电话亭。她小心翼翼地绕了一大圈，才回到自己和丈夫合租的家。那是在北四川路一个小院二楼的房间，小院不大，却住了七户人家。没办法，她没有工作，全靠丈夫在学校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其实，她原本有工作。为了方便可以与“夜莺”随时接头，她谎称身体不好，加上原来工作的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上班不安全，便辞去了工作。

她的丈夫施华很疼爱她。他们俩都是苏州人，施华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两人是父母订的娃娃亲，1937年4月，年仅16岁的黄岚瑛来到上海。当时施华21岁，觉得她年纪太小，便让她先在上海生活，等十八岁再结婚。

黄岚瑛闲不住，她读过女子学校，有相当于初中生的文化水平，便自己到后来的日租界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结婚后，他们搬到了现在这个住处——在当时的上海，能有这样一个栖身之所已属不易。

回到家，黄岚瑛赶忙拿着米和菜下楼做饭。房东不让在楼上做饭，大家便在小院里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厨房。院子本就不大，搭了棚子后更显拥挤。好在只有四户人家在这里做饭，其他三家单身，都在外面吃，不然厨房会挤得水泄不通。

做好饭，她把饭菜放在锅里温着，端回楼上看了看时间，才上午十一点四十。她又把家里打扫了一遍。十二点整，施华提着公文包准时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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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吃过饭，她丈夫平时都要午休一下，今天说学校有事要早点过去，拿着公文包出去了。她收拾完碗筷就出门去了，她去看看早上离开后，夜莺怎么样了。

她故意去那边买东西，到了那边附近的小店买了一斤糕点，故意问老板：“老板，侬晓得伐，上半日我本想过来买糕饼，刚刚走到半道上，就听人讲此地有打枪额声音，吓煞我嘞，我马上就跑回家咯!”

老板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见没人后，就悄悄告诉她：“还好侬勿曾过来，上半日特务来抓人，听说抓额是红党额人，后来还打死脱几个。阿拉哪敢去看呀，吓得马上把店门关脱，等伊拉走掉了才重新开门做生意。”

“啊呀，死人啦！吓死人嘞！我要快点回去咯，万一等歇再打枪就糟了。”

说完她拎着糕点就回家了，可以确定夜莺要么牺牲了，要么受伤被俘，现在的紧要关头是尽快把胶卷送出去。

她在家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如煎熬般漫长。她的目光不时落在桌子上的闹钟上，心中满是焦灼，好不容易盼到了做饭的时间。她立刻冲下楼进了厨房，手脚麻利地忙碌起来，匆匆做好简单的饭菜，静静地等待丈夫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