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杨广又诏令河南、淮南、江南三处建造战车万乘，送至高阳，用以运输衣甲粮草；还征调了数十万民夫和船工，水陆并行运送军粮。这些民夫往返于路途之上，饿了没饭吃，渴了没水喝，累死、饿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沿途的道路旁、河道边，到处都是民夫的尸体，臭气熏天。可杨广抵达涿郡后，依旧在行宫中迷恋酒色，与在江都时并无二致。

从大业七年初夏开始，直到次年春天，各地的兵马才陆续会集于涿郡，共一百一十余万人，号称二百万；而运送粮饷军需的民夫，人数更是远超士兵。可杨广根本不管这些，只一味地催促着出兵。

大隋的百姓，早已被杨广的苛政逼到了绝境。无休止的徭役、沉重的赋税、酷烈的刑罚，像三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男丁被征去修运河、筑长城、造行宫，家中只剩老弱妇孺耕种贫瘠的土地；刚收获的粮食被官吏搜刮一空，连过冬的口粮都留不下；稍有反抗，便是鞭笞甚至砍头的下场。

终于，在大业七年，百姓们的忍耐到了极限。长白山下，王薄率先举起了反旗，他编了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唱着“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号召百姓不要再为杨广卖命。歌声传遍四方，饥寒交迫的百姓纷纷响应，短短几日，王薄麾下便聚集了数万人，他们攻占县城、开仓放粮，起义的火种瞬间蔓延至各地。

紧随其后的，便是窦建德、翟让等人。窦建德在漳南起兵，他出身农家，深知百姓疾苦，起义后便下令“不扰民、不掠财”，引得更多百姓前来投奔；翟让则在瓦岗寨竖起大旗，麾下勇士如云，连隋朝的官兵都闻风丧胆。一时间，大地上到处都是起义军的身影，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他们攻城夺府、斩杀贪官，声势浩大得连洛阳的宫殿都能听到远方的呐喊。

可远在涿郡行宫中的杨广，对此却嗤之以鼻。当内侍慌慌张张地将起义军的奏报呈上来时，他正搂着新选的江南美人饮酒，扫了一眼奏报便随手扔在地上，语气满是不屑：“不过是些刁民作乱，饿极了抢点粮食罢了，地方官吏难道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他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执意要继续东征高句丽。在他看来，征服高句丽比平定“刁民”重要得多，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能彰显大隋的威严，才能让那些蕃国更敬畏他。于是，他一面下令地方官吏“严厉镇压，格杀勿论”，一面催促着涿郡的大军尽快出兵。

可这支号称二百万的隋军，早已是外强中干。征程遥远，粮饷运输跟不上，士兵们常常饿着肚子行军；加上连日征战，士气低落，许多士兵甚至偷偷逃跑。最终，隋军在高句丽的坚城之下久攻不下，粮草耗尽，只能狼狈撤军，第一次东征以惨败告终。

杨广却不肯认输。大业九年，他又一次召集大军，再次东征高句丽。这一次，隋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起初进展顺利，连下数城，眼看就要攻到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可就在这关键时候，东都洛阳传来了紧急警报：楚国公杨玄感起兵造反，正率领十万大军围攻东都！

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杨素当年助杨广夺嫡登基，却落得个“功高震主”的下场，最终郁郁而终。杨玄感早就对杨广心怀怨恨，如今见大军东征、国内空虚，便趁机在黎阳起兵，还打出了“清君侧、救百姓”的旗号，短短几日便聚众十万，直逼洛阳。

杨广听闻“后院起火”，顿时大惊失色，东都洛阳是大隋的根基，若是被杨玄感攻占，他便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他再也顾不上攻打高句丽，当即下令撤军，十万火急地回师救援东都。

这场平叛之战打得异常惨烈，隋军虽然最终平定了杨玄感之乱，却也元气大伤。而杨广的残暴本性，在平叛后彻底暴露无遗。他下令大肆搜捕“乱党”，凡是与杨玄感有过牵连的人，哪怕只是说过一句话，都要被处死。最终，被诛杀的人多达三万余人，其中一半都是冤死的无辜百姓；株连坐罪的更是不计其数，洛阳城内外，一时间血流成河。

更残忍的是，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曾开仓放赈，救济了无数饥民。杨广得知后，竟下令将所有领过赈粮的百姓，全部驱赶到东都东郊活埋。数万名百姓被推入深坑，泥土一层层覆盖下来，他们的哭声震天动地，却丝毫换不来杨广的半分怜悯。

可杨广的残酷镇压，不仅没能平息民愤，反而让百姓们更加绝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了起义军，他们拿着锄头、镰刀，与装备精良的官军对抗，哪怕战死，也不愿再受杨广的压迫。

官军四处征讨，却疲于奔命。这边刚镇压了一处起义军，那边又有新的起义军崛起；打了胜仗也得不到赏赐，打了败仗还要被治罪，士兵们早已无心作战，屡吃败仗。

大隋的江山，早已是烽烟四起、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田野里长满了野草，城池被战火毁坏，到处都是饿死、战死的尸体。隋朝的灭亡，已然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