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拿到了杜江他们初步梳理出的那份异常取保人员名单，开始秘密调查这些人的背景和取保背后的“运作”过程。

他们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化装走访。 两人穿着便服，以“民政局回访”、“社会调查”等名义，

走访部分取保人员的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通过与被访对象唠家常、套近乎，侧面了解这些取保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

平时表现、以及当时为了“捞人”是否花了“大价钱”、找了哪些“关系”。第二就是数据碰撞，利用有限的权限，

秘密查询这些取保人员以及直系亲属的银行流水、房产信息等，寻找短期内不明来源的大额资金支出或财产异常变动。

第三跟踪观察，他们对几名仍在取保期内、且涉嫌罪名较为严重的嫌疑人进行短时间、远距离的秘密观察，

记录其活动轨迹，判断其是否继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从而反证其“病情”真假和取保的必要性。

经过关劲松和伍建国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且愤怒：明码标价，渠道清晰。通过多个信息源交叉印证，

关劲松和伍建国确认，想要从九孔桥派出所“捞人”特别是办理取保候审，确实存在一条隐形的“收费通道”。

根据案件严重程度和嫌疑人社会关系，“费用”从一万到五万元不等，当时在2000年，这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年收入。

这笔钱通常不直接经手派出所正式民警，而是由一些与派出所关系密切的“中间人”，有时是某些协警的“社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