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言论，不再针对具体技术，而是直指“格物”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潜在颠覆性影响，将其提升到了“道统”和“国本”的高度。这是保守派发起的总攻！

立刻，无数御史、给事中，乃至部分翰林清流，纷纷出列附和。

“徐尚书所言极是！《论语》云，‘君子不器’。岂能终日与锱铢、机括为伍，此非治国平天下之道！”

“陛下！凌侍郎虽有小功，然其学如野火，若不加以遏制，恐焚毁我大明三百年之文教根基！”

“臣闻天工院学生，只知凌侍郎之《格物基础》，不读圣贤之《四书五经》，此等学子，他日若为官，岂知仁义廉耻？岂懂牧民之道？”

一时间，朝堂之上，“义利之辩”、“本末之辨”的古老命题被再次激活，形成一股强大的、要求遏制甚至取缔“格物”之学的声浪。矛头直指凌云和天工院，甚至隐隐波及到支持凌云的朱棣——若皇帝一味支持“奇技淫巧”，是否有成为“桀纣之君”的嫌疑？

小主，

压力空前。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动摇。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指控和文化围攻，凌云知道，任何技术层面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他必须从更高的层面，阐述“格物”的价值。

他深吸一口气，出列，并未直接反驳徐理，而是向朱棣深深一躬，然后转向群臣，声音清晰而沉稳：

“陛下，诸位大人。徐尚书忧国忧民，所言‘立国之本’，振聋发聩。然，下官有一愚问：何谓‘国本’？”

他环视众人，继续道：“是固守千年前的典籍文字，而对眼前百姓之饥馑、国家之积弱视而不见，谓之‘守本’？还是汲取圣贤之智慧，明晓万物之理，用以强兵富国，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外敌不敢觊觎，使大明江山永固，谓之‘失本’？”

他巧妙地将“守旧”与“误国”联系起来。

“徐尚书言‘重器轻道’。然，《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本为一体两面，岂可截然分割？不明齿轮传动之理，如何悟得‘阴阳消长’之机？不晓万物材质之性，如何理解‘五行生克’之妙？下官以为，‘格物’并非‘轻道’，而是‘求道’之新途！是通过探究这世间万物运行之‘理’（器），去印证和丰富圣贤所言天地之‘道’！”

他将“格物”拔高到了“求道”的哲学层面，与理学的心性之学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