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笨拙地尝试，常常引得旁人侧目，但他态度认真，从不叫苦。

他还被要求跟随军需官，参与营中物资的清点与分发。

当他亲手将一套套沉重的甲胄、一捆捆箭矢分发到士兵手中，听着他们因为得到保养良好的装备而发出的真诚感谢时，他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所谓的“军国大事”，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推演和朝堂上的决策，更是由这无数琐碎、具体甚至枯燥的事务构成的。

晚间，他会在营火旁，听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兵油子或新兵蛋子，用粗俗却鲜活的语言，讲述家乡的收成、服役的艰辛、对战争的恐惧或是渴望建功立业的梦想。

他听到了许多在成都深宫中永远听不到的真实声音。

几天下来，刘禅白皙的皮肤晒黑了些，手上甚至磨出了水泡，但他眼中原本那种养尊处优的茫然，渐渐被一种新的、带着疲惫却又有些充实的光芒所取代。

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他平日享用的一餐一饭，身上的一丝一缕，都凝聚着无数人的辛劳汗水。

军营体验告一段落后，陈到又安排刘禅进入了他一手创办的“将略堂”。

在这里，刘禅的身份不再是“见习参军”，而是一名特殊的“旁听生”。

他与张飞、魏延、王平这些功勋卓着的名将坐在一起，聆听教习们讲解兵法、地形、后勤。

这对于刘禅而言，是另一个层面的冲击。

他听到张飞因为一个战术问题与魏延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撸袖子打起来；他看到王平凭借其丰富的实战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沙盘推演中的不切实际之处；他更是亲眼目睹了诸葛亮亲自授课时，如何将深奥的兵法与实际战例（包括刚刚过去的街亭之败）相结合，剖析得淋漓尽致。

刘禅的资质，在这里显得更加“平庸”。

许多将领一点即通的关节，他往往需要反复思索，甚至私下请教教习或陈到，才能勉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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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不出什么精妙的见解，发言也常常不得要领。

但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态度极其认真。

他工工整整地记下每一堂课的笔记，课后反复研读，对于不懂的问题，会不厌其烦地追问。

有一次，在讨论“后勤保障与民力休养”的课上，诸葛亮特意点名询问刘禅：“殿下，若以十万大军出祁山，每日人食米五升，马食刍三束，计一月之耗，需粮草几何？需动用民夫多少？对蜀中百姓生计影响若何？”

这是一个极其基础却关键的计算题。

刘禅顿时涨红了脸，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结果还是算错了数字，引得堂下一些年轻将领忍不住低笑。

诸葛亮没有责备，而是让蒋琬的副手，一位精于计算的户部郎中，当场一步步演算给刘禅看。

当那庞大的粮食数字、惊人的民夫动员数量，以及背后代表的沉重徭役和赋税压力，清晰地呈现在刘禅面前时，他沉默了。

他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个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国家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