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仅仅监听市井流言,而是有针对性地对几个重点目标进行布控:一是与天子血缘较近、且对秦王流露出不满的宗室,如“济阴郡公”李慎(虚构,代表与昭宗关系较近的宗室);二是以“清流”自居、对秦王和其麾下“北地武夫”执政极度不满的旧臣小团体,其核心是几位被边缘化的前朝御史、翰林;三是以韦氏分支和杜氏远房为首的部分世家顽固派,他们不仅抵制新政,更被怀疑与外部势力有某种程度的勾连。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重金收买其府中不得志的庶子、贪财的管事、失宠的妾室;派人伪装成游方道士、货郎、乞丐,接近其外围;甚至买通其诗文唱和圈中一两个意志不坚者,探听私密言论。信件被秘密拆检抄录后再复原;某些“关键人物”的贴身仆从,可能已是察事房的暗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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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一份更为详实、带有明确指向的密报,呈于李铁崖案头。证据依旧多为“私议怨望”、“诗文谤讪”、“与可疑人物往来”,但细节更为丰富,人物关系更为清晰。其中,济阴郡公李慎某次酒后“狂言”,抱怨“神器蒙尘,权臣当道”;门阀世家同党在别业密会时,曾议论“秦王之法,刻薄少恩,非长久之象”,并提及与“河东故人”有书信往来,虽未查获实信,但蛛丝马迹已现;还有人则被查出暗中将大量财货转移出关中,目的地不明,其家族在河东有生意往来,颇为可疑。
掌握了足够“把柄”后,李铁崖不再犹豫。他深知,对这些人,讲道理是没用的,唯有雷霆手段,方能震慑。
行动在深夜同时展开,由亲军侍卫统领李义率精锐王府亲军执行,察事房人员协同指认、提供情报支援。这些亲军皆是跟随李铁崖多年的昭义老卒或严格挑选的关中良家子,忠诚可靠,令行禁止。
济阴郡公李慎,以“勾结长安城外盗匪,意图不轨”、“僭用器物,诽谤亲王”的罪名,被从府邸中带走。与其过往甚密的两名宗室子弟、数名门客同被下狱。没有公开审讯,只有秦王教令。李慎等人很快“认罪”,供出一些“同党”。最终,李慎及其核心党羽被秘密处决,家产抄没,其余家眷以“知情不报”之罪流放陇右。其余宗室闻讯,无不战栗,有私下抱怨者,亦立刻闭口,甚至主动向秦王府示好。
门阀世家分支的别业被查抄,搜出一些“语涉谤讪”的诗稿,以及几封与外地友人通信中“语意暧昧、妄测朝局”的书信。核心同党数人被逮捕,崔胤亲自“规劝”,罗织其罪名为“结党营私,诽谤国政,暗通外藩,图谋倾覆”。被抓之人起初还以“风闻言事”、“士人清议”自辩,但在“确凿证据”和威压之下,很快“供认不讳”。韦氏分支被定为“首恶”,公开斩首于西市,同党或流放,或监禁。韦闵惊惧交加,连夜入府请罪,涕泪横流,不仅献出分支一系全部田产,更主动检举族中其他“不稳分子”,表示韦氏全族誓死效忠秦王。李铁崖安抚了韦闵,但削去其部分虚衔,以示惩戒,同时对其积极配合的子弟加以任用。
对杜家分支的处置更为严厉。在察事房暗中监控下,截获了其试图转移家眷和最后一批财货的线索,坐实了“暗藏异心,私通外藩(虽未明确指向河东,但形迹可疑)”的罪名。分支数人被以“通敌叛国”罪公开处决,其家产全部充公,所在房支被强制拆散,主要成员流放。京兆杜氏主支族长杜琮,惊恐万状,自缚于秦王府前请罪,并主动献出大量土地、商铺,承诺严格约束族人,绝对忠于秦藩。李铁崖借此严申法纪,警告所有世家,与外部势力勾结的下场。
至于那些以“清流”自居的旧臣小团体,则被分化瓦解。为首者被罗织罪名流放,其余人等,或慑于威压主动闭门谢客,或经冯渊“劝导”后转而撰写歌颂秦王安定关中功绩的文章。察事房对这些人保持监视,但未再扩大打击。
这场由察事房探查、李义率亲军执行的清洗,持续了近一个月。长安城的上空,弥漫着无形的肃杀。数十名宗室、世家子弟及旧臣被处决或流放,数家被抄没。酒肆茶坊中,议论时政者几乎绝迹;世家大族的深宅内,训诫子弟“谨言慎行”的声音空前严厉。秦王府的权威,在无声的恐惧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先前对“清丈田亩”、“核定户籍”等新政推诿拖延的地方豪强,变得异常“配合”,政令推行骤然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