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式的场合——某顶尖高校的校友晚宴。

在晚宴结束后通往停车场的电梯间里，他恰好与赵振邦独处。

丁元英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是将那份薄薄的报告递了过去。

赵振邦本能地想拒绝，但封面上那行字让他皱起了眉头。

电梯门打开，他一边走，一边心不在焉地翻了几页。

突然，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几乎停滞在停车场湿滑的地面上。

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曲线，仿佛一把把重锤，敲击着他数十年建立起来的严谨与审慎。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中带着一丝震动：“你这是在说，我们的谨慎，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

丁元英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

他只答了一句：“文化决定反应速度。西方怕失控，我们怕出错。怕出错，就会错过。”

赵振邦久久没有说话。

电梯间的相遇不过短短三分钟，却仿佛一场漫长的思想交锋。

临上车前，他一言不发地将那份报告塞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当晚十一点，这位素来作息严谨、从不深夜打扰下属的老学者，罕见地拨通了秘书的电话，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疲惫与决断：“把下周的专家复审会，提前到四天后。”

时间被极限压缩，每一秒都变得金贵。

但仅仅提前会议还不够，沈砚团队的研发经费已经见底，等不到会议出结果。

周立帆，作为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决定铤而走险。

他迅速联合了省内三家实力雄厚的国企，以一个全新的名义——“新型政产学研协作试点”，向省里申报一笔应急专项资金。

申请书上的用途写得冠冕堂皇：“高端芯片材料国产化替代攻关”，实则在预算中巧妙地预留了一大笔额度，准备用于接盘量子项目在过渡期的研发开支。

小主，

这是一步险棋。

按照正常流程，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方案需要经过省级联席会议的层层审批，整个链条走下来，至少需要六周。

六周后，沈砚早已身在德国。

丁元英得知方案后，只用了一分钟就指出了其中的要害。

他让苏清徽立刻联系一位曾在财政部法规司任职、现已退休的老会计，对整个方案进行“合规性压力测试”。

那位经验丰富的老会计很快找到了一个几乎无人注意的政策死角：如果将资金性质从“直接拨款”变更为“面向未来的研发服务采购”，就可以绕开联席会议，适用高新技术采购的绿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