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静默，不少人微微动容。

“但是，”姜永辉话锋一转，语气陡然锐利，“我也看到了另一些东西。”

他拿起一份材料，没有念，只是展示了一下：“今年一至十一月，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上升百分之十七点三，其中八类严重暴力案件上升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而同期，全市公安机关刑事破案率，同比下降九个百分点。九个百分点啊！这是什么概念？”

他将材料放下，声音沉下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均每十起刑事案件，我们就比去年少破将近一起。意味着至少上百名受害人，没能等来正义。意味着群众对我们这支队伍的信心，在一点点流失。”

大礼堂内鸦雀无声。

程明面色凝重，赵东升目光低垂，陈卫东端起茶杯想喝似乎觉得不妥又放下。

“原因在哪里？客观因素当然存在——警力不足，经费紧张，装备落后。但是，”姜永辉抬眼，目光如炬，“这些困难是今年才有的吗？去年呢？前年呢？为什么其他市有些条件比我们艰苦的，破案率却在提升？”

他停顿了几秒，让这个问题在大厅内回荡。

“有人和我说，安平情况特殊，有些事情急不得，要慢慢来。有人和我说，要讲究方式方法，平衡各方关系。这些话都对，也都很有道理。”

姜永辉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沉重的压力，“但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当受害人躺在太平间里，家属在信访接待室长跪不起时，他们等得了‘慢慢来’吗？当我们穿着这身警服，面对群众失望甚至愤怒的眼神时，‘平衡关系’这四个字，我们说得出口吗？”

台下有人低下了头。

“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也不是要否定过去的工作。”

姜永辉放缓了语气，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形势变了，要求变了，群众对平安的期待也变了。如果我们还抱着‘差不多就行’的心态，还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哲学，还在盘算着个人进退得失，那么，我们不但辜负了这身警服，也辜负了这个时代，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开始部署具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