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知微握紧手机：“如果我不愿意删改呢？”

“那可能会影响评奖结果。”陈威廉说得委婉，“当然，艺术完整性很重要，但有时候，适度的调整是为了让作品被更多人看到。”

挂了电话，夏知微在剪辑室坐了很久。窗外，工坊院子里，新加入联盟的几个年轻导演正在讨论项目，笑声传进来，听起来充满希望。

可她觉得冷。《风暴眼》能拍出来、能播出、能引起关注，是因为抓住了蓝海倒台的窗口期。现在窗口正在关闭，新的规则正在建立。

第二个信号更隐晦，但更危险。

秦朗的好莱坞项目《算法末世》重新启动后，美方派来了新的制片人——一个叫凯瑟琳·李的韩裔女人，四十多岁，在好莱坞以“能把难搞的导演治得服服帖帖”闻名。

第一次剧本会，凯瑟琳就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大部分是关于中国角色的：“这个程序员父亲的遭遇太悲惨了，观众会不适。”“揭露系统腐败的段落太直接，应该更隐喻。”“最好加一条光明的尾巴——比如系统最终被修复，正义得到伸张。”

秦朗耐着性子解释：“凯瑟琳，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系统无法从内部修复’。如果加光明的尾巴，就背叛了主题。”

“但观众需要希望。”凯瑟琳微笑，“尤其是国际观众。他们不想看两个小时的绝望。”

“那真实呢？真实往往就是绝望的。”

“电影不是新闻，秦导。”凯瑟琳收起笑容，“我们是讲故事的人，不是检察官。如果你坚持要保留这些阴暗面，投资方可能会重新考虑项目的商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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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秦朗在酒店房间喝闷酒。夏知微打来视频时，他眼睛已经红了。

“他们想阉割这个故事。”他对着屏幕说，“把锋利的刀，磨成玩具。”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秦朗摇头，“我需要这笔钱。《算法末世》的预算，够我拍五部独立电影。而且...这是我进入好莱坞主流的机会。”

夏知微沉默。她懂这种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坚持和妥协之间。每一个创作者都要面对这个永恒的命题。

“先拖着。”她说，“同时准备B计划。如果好莱坞的路走不通，我们回来自己拍。”

“自己拍？哪来的钱？”

“总会有办法的。”

第三个信号最直接，也最诡异。

一个周三下午，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出现在晚云工坊门口，说要见夏知微。前台看他形迹可疑，本想拒绝，但男人说：“告诉她，我叫马小明，是她父亲案件的证人。”

夏知微在会客室见到他时，男人摘掉口罩，露出一张普通但紧张的脸。五十岁左右，眼袋很深，手一直在抖。

“夏小姐，我是你父亲当年的同事。”他声音沙哑，“厂里财务科的出纳，马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