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朱由崧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端着酒杯,目光转向李自成,语气依旧温和,却开始触及核心:“李卿家,”他缓缓开口,殿内交谈声自然而然地低了下去,“如今建虏已灭,海内初定,天下思安。卿家能审时度势,以苍生为念,愿归顺朝廷,共扶社稷,朕心甚喜,亦感佩卿家之胸襟。”
他略微停顿,目光扫过全场,见众人皆凝神静听,才继续道:“朕欲效法古之圣王,以示宽仁。昔年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城,以续殷祀;元世祖忽必烈亦安抚大理段氏,许其世镇云南。此皆怀柔远人,安定社稷之良策。朕意,册封卿家为顺王,世袭罔替,永镇大明西北,辖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封地之内,民政、赋税,皆由顺王府酌情处置,只需按时向朝廷纳贡,并遵从朝廷号令征调兵马即可。不知李卿家意下如何?”
说完,他又看向坐在李自成下首的张献忠:“张卿家,朕封你为西蜀侯,世袭罔替,永镇四川。原大西军部众,可择优编入四川卫所,仍受卿家节制。卿家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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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安排,看似优厚,给予了极大的自治权,实则也将李、张二人的势力范围大致限定在了西北和西南,并且明确了纳贡和听从征调的义务,是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将其纳入大明版图的有效管辖之下。
李自成闻言,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那酒杯是上好的官窑瓷,触手温润。他起身,再次向朱由崧行礼,姿态依旧恭谨,声音洪亮而坦然:“陛下隆恩,天高地厚,自成感激不尽,唯有叩谢天恩。”
他并没有立刻谢恩就座,而是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向朱由崧,也扫过殿内所有注视着他的目光,继续说道:“陛下,当年自成于陕北揭竿而起,实非本愿。乃是活不下去,被层层盘剥、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只求为天下穷苦百姓谋一条生路,寻一口饭吃。彼时之心,非为个人荣辱,更非觊觎帝王之位。此事,天下皆知,陛下与在座诸公,想必亦能明察。”
他的话语不带丝毫火气,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殿内愈发安静,连侍立角落的太监都屏住了呼吸。
“如今,”李自成话锋一转,声音更加沉凝,“肆虐神州、屠戮我同胞的建虏已然覆亡,山河光复,此乃普天同庆之事。然天下历经数十年战乱,早已是百业凋敝,民生困苦,百姓流离,田地荒芜。此时此刻,天下万民最渴望的,非是改朝换代,亦非是王侯将相之争,乃是太平,乃是休养生息,乃是一家团聚,安居乐业。”
他再次向朱由崧躬身:“陛下若能秉持仁德,结束纷争,和平一统,使万民早日脱离战乱之苦,重现盛世之光,自成今日跪拜陛下,心甘情愿,绝无二话。反之,若因李某一人贪恋那皇帝虚名,或因些许猜忌,再启战端,致使烽烟重现,生灵涂炭,百姓再陷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自成与明末那些只知盘剥、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酷吏,又有何区别?与那引清兵入关、祸乱中原之辈,又有何异同?”
这番话,说得恳切至极,坦荡至极。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伪的客套,只有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和对民生疾苦的直接关怀。他将自己放在了与百姓同等的位置,将“不愿再起战祸”的理由归结于最朴素的良知和对苍生的责任。殿内不少原本对农民军抱有极大成见,甚至心怀怨恨的大臣,如一向以刚直闻名的都御史刘宗周,闻言也不禁微微动容,紧绷的脸色缓和了些许,眼中流露出思索之色。
张献忠也紧接着站起来,他身材魁梧,声若洪钟,配合着李自成的话说道:“陛下,俺老张是个粗人,扛锄头出身,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大道理。但是李大帅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俺老张心里想说的。四川那地方,山多水多,百姓也苦过。陛下放心,俺既然受了封,就一定把四川的百姓照看好,把地方治理好,绝不给朝廷添乱子,绝不让陛下操心。俺张献忠,愿率全体四川军民,追随李大帅,听从陛下安排,绝无二心!”
朱由崧脸上的笑容此刻显得真切了许多,连声道:“好,好,二位卿家深明大义,句句发自肺腑,实乃国家之福,百姓之幸,朕心甚悦。来,诸卿,满饮此杯,为我大明中兴,为天下太平,亦为顺王、西蜀侯之忠忱!”
“为陛下贺,为大明贺,为天下太平贺!”殿内众人齐声应和,举杯共饮。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看似和谐融洽的顶点。
然而,始终保持着警惕的戚睿涵,却并未被这表面的和谐所迷惑。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李自成坦诚直言时,坐在朱由崧下首的首辅马士英,脸上虽然也挂着程式化的笑容,但那双精明的眼睛里,光芒闪烁不定,与身旁几位显然是同一派系的官员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那目光中掺杂着审视、算计,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而另一侧的史可法,则是面露欣慰,看着李自成的眼神中多了几分理解和赞赏,甚至在不引人注意时,对着李自成的方向微微颔首。
宴会最终在一种宾主尽欢的表象中结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恭敬地告退,在太监的引领下离开武英殿。殿外的阳光依旧明媚,但每个人心中都清楚,这场接风宴,仅仅是一个开端,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接下来的几天,并未立刻举行正式的册封大典,而是进入了更为关键和复杂的细节磋商阶段。关于顺王、西蜀侯的具体权责界限,封地与朝廷中央的隶属关系细节,军队如何整编、员额、粮饷来源,赋税贡额的具体标准、缴纳方式,以及涉及司法、盐铁、马政等方方面面的事务,都需要逐一厘清,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条文。这远比一句空泛的“永镇”要复杂得多。
大顺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李岩的周密策划和安排下,开始了频繁的社交活动。这既是礼节性的拜访,更是争取理解、分化潜在对手、营造有利舆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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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李定国等人,或主动拜访黄得功、郑芝龙等掌握实权的明朝军方勋贵,叙谈昔日并肩抗清的战谊,表达归顺后的合作意愿;或在一些公开场合,如视察京营、参观恢复经营的集市时露面,态度平和,与官兵、百姓随意交谈,展现其归顺的诚意与并无野心的姿态。
李自成甚至几次轻车简从,只带少数随从,前往京郊曾被清军蹂躏或经历战乱的乡村,视察被破坏的农田水利,慰问那些依旧流离失所的百姓。他言语朴实,询问收成、赋税、生活难处,态度亲和,全无昔日“流寇”首领的煞气,倒更像一位关心民瘼的地方长官。这些举动,通过各种渠道传回北京城内,渐渐扭转了不少官民脑海中对于“流寇”固有的凶残暴戾印象,开始用一种新的、带着好奇甚至些许同情的眼光看待这位曾经的“闯王”。
而戚睿涵,则主动向李自成和李岩请缨,承担起了与明朝文官集团,尤其是那些在士林中享有清誉、对朝野舆论有巨大影响力的宰辅重臣和名士清流沟通的重任。他深知,在皇权时代,这些掌握着笔杆子、代表着“清议”的文人士大夫,其能量不容小觑。争取到他们的理解、同情乃至支持,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舆论的喉舌,能编织成一张无形的保护网,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朱由崧及其身边如马士英等可能存在的猜忌之心,或是一些更阴暗的念头。
他首先拜访的,是史可法。史阁部为人刚正,忧国忧民,对戚睿涵这个年轻人在联合大顺、共同抗清过程中表现出的远见、胆识和灵活的手腕十分欣赏,两人在南京时就有过交往,算得上是旧识,沟通起来障碍最小。
在史可法位于北京临时府邸那间简朴却不失雅致的书房内,窗外竹影婆娑,室内茶香袅袅。史可法屏退了左右,与戚睿涵对坐品茗。他望着眼前这个年纪轻轻却已历经大风大浪、眼神中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的青年,不禁感慨道:“元芝啊,看到今日之局面,老夫时常想起当初在南京时,你于朝堂之上,力排众议,主张联顺抗清,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担保。当时老夫虽知此策或有一线生机,然心中亦是疑虑重重,难以决断。如今看来,若非你当日之坚持,若非李闯……哦,顺王他最终能以大局为重,与我朝携手,焉能有今日如此迅疾光复神州、雪洗辽东之耻的盛事?老夫有时思之,亦觉惭愧。”
戚睿涵连忙欠身,态度谦逊:“阁老过誉了,晚生实在不敢当。此乃时势使然,天命所归,亦赖陛下圣明裁决,阁老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用命效死,更有顺王、西蜀侯等深明大义,摒弃前嫌。晚生不过因缘际会,恰在其位,略尽绵薄之力而已,实无尺寸之功。”他顿了顿,将手中茶杯轻轻放下,神色转为严肃而诚恳,“阁老,如今满清虽灭,然天下疮痍满目,元气大伤,人心思治,渴盼太平,更甚于渴盼甘露。顺王之心,经过这数月观察,晚生愿以性命担保,天地可鉴。他常对晚生言,昔日揭竿,实为官逼民反,是被层层盘剥、走投无路之下,逼上梁山。其初心,并非为了南面称孤,做那皇帝,实是不忍见百姓易子而食,路有冻死骨之惨状。”
史可法捋着颌下长须,默然片刻,书房内只有煮水的松涛声轻轻作响。他缓缓点头,目光中带着一丝沉重的了然:“逼上梁山……此言,确是不虚啊。回想崇祯朝末年,天灾连绵,人祸更炽,政令不行于下,贪腐横行于朝,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胥吏如虎,确是将无数安分守己的良民,生生逼成了所谓的‘流寇’、‘贼匪’。李自成……顺王他能当着陛下与满朝文武之面,说出这番话来,可见其心性已非昔日阿蒙,对其过往,亦有所反思。若他此番能真心归顺朝廷,辅佐陛下,安定西北,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实为社稷之幸,苍生之福。”
“正是如此。”戚睿涵见史可法态度明确,心中稍定,趁热打铁,“阁老明鉴万里。顺王所求,其实至简至朴,不过是希望在他治下的一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免受战乱流离之苦,他本人亦能得享太平,不再颠沛。至于权位,不过是实现此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若陛下能胸怀宽广,示以至诚,励精图治,刷新吏治,使天下归心,则顺王麾下数十万经历战火洗礼的旧部,非但不是隐患,反而能成为大明西北边疆一道坚固的屏障,抵御任何可能的侵扰。此乃双赢之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史可法眼中闪过赞许的光芒,显然对戚睿涵的分析深以为然:“元芝所见,甚合吾心。眼下之势,唯有同心协力,共图恢复,方是正理。任何猜忌与内耗,都只会亲者痛,而令蛰伏之敌暗中窃喜。你放心,于公于私,于国于民,老夫都会尽力斡旋,力主和平安置之策,使此番统一大业,能够平稳达成。”
离开史府,戚睿涵心中略感踏实。史可法的态度,代表了朝中一批较为正直、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倾向,是必须争取并且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