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结冰。”我说，“你去后面检查预热系统，我在前面重启。”

他解开安全带，钻进车斗。两分钟后，对讲机响了：“滤网堵了，我清了，再试一次。”

我重新点火。这次启动顺利。车继续向前。

接近四点五公里时，雷达信号变了。原本是一个点，现在分裂成两个。

“有人？”苏晨皱眉。

“不一定。”我说，“可能是金属残片干扰。”

我们放慢速度。风又起来了，雪花打在挡风玻璃上，像沙子砸过来。导航精度下降，我只能靠指南针和地形判断方向。

“前面有沟。”苏晨突然说。

我抬头，雪幕里隐约一道低洼。车子已经刹不住，履带滑了下去。车身一歪，卡在中间。

“动不了。”苏晨探头看，“左履带陷住了。”

我下车。雪到膝盖深。我用滑雪板插进雪层，试了试密度，不算太软。回去打开控制面板，调出履带张力调节选项。

“把右边收紧，左边放松。”我对苏晨说，“我要倒一下。”

他操作按钮。车子震动几下，右履带开始转动。我站在车尾指挥方向。它慢慢退出浅沟，重新回到平地。

“可以走了。”我说。

我们再次启动。五公里标记到了。前方雪地尽头，一栋灰白色建筑露了出来。墙体完整，窗户没碎，屋顶积雪均匀，说明结构没塌。

“真的是科研站。”苏晨轻声说。

我按下喇叭。

长鸣声划破雪原，一声，两声，三声。不是警报，也不是警告。是告诉这片大地，有人来了，有人活着，有人带着孩子和药来了。

车继续往前开。

保温舱里的“希望”翻了个身，小手碰到了舱壁。苏晨伸手进去，轻轻按住他的脚。

“我们到了。”我说。

车停在科研站门前。铁门锈了，但能推开。我戴上手套，拉了一下。链条发出摩擦声，门开了条缝。

我拿起对讲机：“苏晨，留在车上守物资，我去看看里面。”

我跨过门槛。

地面干净，没有脚印。墙边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有台老式电脑，屏幕朝下。角落里堆着几个金属箱，封条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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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近其中一个，蹲下，掀开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