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后面的眼神变得温和了些，说：“您对‘因地制宜’的理解比我想的要深啊。”说完就把文件合上了，又接着讲：“可A国是第一个试点，他们的教育部门对国际援助一直都特别谨慎。A国教育部文化司司长是玛丽·约翰逊女士，我觉得您今天就得飞到A国去。”

A国首都的机场就像个被岁月折腾得破旧不堪的老玩具。

胡逸拉着行李箱走下舷梯的时候，一股夹杂着尘土的热浪直往脸上扑。远远地能看到一群又黑又瘦的孩子追着行李车跑呢，有个孩子手里举着个用铁皮罐做的“鼓”，正拿着树枝敲得像模像样的。

玛丽的办公室在教育部大楼的顶楼，百叶窗拉得死死的，空调嗡嗡作响，声音特别刺耳。

这位穿着藏蓝色西装的女官员把咖啡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说道：“胡先生，A国每年都要接待27个国际援助项目呢。去年有个组织捐了三百台钢琴，结果因为没电，三分之二都成了破铜烂铁。”

她从一堆东西里抽出一份资料，“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这正是胡逸近三年的资金流向表，就是大卫之前要求提供的那份证明。“你的钱都是从演唱会、广告代言，还有粉丝应援这些地方来的。”玛丽一边用指甲敲着纸张，一边说道，“我咋能知道，你不是来给新歌炒作热度的呢？”

胡逸突然就想起了出发之前翻出来的那张旧照片。

他伸手从西装的内袋里摸出了一个塑封袋，那张泛黄的照片里，十六岁的他正站在琴行的玻璃柜前面呢。他的鼻尖紧紧贴着那冰凉的玻璃，眼睛亮晶晶的，就那么望着柜子里的红棉吉他。那可是他在琴行当了三个月杂工，却连琴盒都没机会摸一下的宝贝啊。

“我十三岁的时候，在二手市场捡到了一把断了两根弦的吉他。”他把照片推了过去，“琴头上刻着‘赠小逸，未来是你的舞台’，后来才晓得是老板偷偷刻上去的。那把琴陪着我熬过了高考之前那种崩溃的日子，我还在出租屋漏水的阳台上用它写了第一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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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目光落到了照片上，原本紧绷着的下颌线也稍微放松了一点。

“我做音乐环保这件事呢，是因为我看到过太多的孩子对着破收音机学唱歌，拿作业本去抄歌词。”胡逸的声音变得轻了一些，“你说钢琴可能会变成废铁，但是口琴不会啊，木吉他也不会。我打算先捐出三千把便携木吉他，再培训当地的教师，让他们用本土的民歌来改编教材。就比如说你们这儿的《山雀调》，完全可以编成吉他弹唱课嘛。”